全师原本1万3千多人，13天的昆仑关大战，只剩下700多人，连原来的零头都不到。
我们从战场上撤下来那一天是阳历新年，城里有人放鞭炮庆祝，在我们听来，就像是尚未停止的枪声。
南方的冬天不算冷，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感觉浑身冰凉。眼睛都是直勾勾的，我看东西都没有办法聚焦，身边的所有场景都是模模糊糊，像有人在我眼前盖着一层帘子，其他人也和我差不多，眼睛睁得很大，却一点神都没有。
我们看身边的人没有一个顺眼的，动不动就打架，闲着无聊了就互相扇巴掌。
军医说我们这是战争综合症，不光我们师这样，全军都如此，这种病不是药物能治疗的，必须让我们把剩余的能量全部消耗干净。
于是军部训导处的军官每天太阳不出来就拿着教鞭把我们赶出去跑步。
我被送到后方医院，被扎穿的大腿伤口处往外流脓，肿得像猪尿泡，一个男医生说这是感染发炎了，弄不好就要截肢的。
我当时心情特别不好，就对他说:你要敢锯我的腿，我就敢砍你的脑袋！不信你试试！
他笑呵呵的解释说:跟你闹着玩的，你怎么还当真了？你这个好治，给你打点麻药，把伤口割开，把里面感染的部分清理一下就好了。
我说:随便你怎么割，不能给我打麻药！把我麻翻了，谁知道你会不会锯我的腿？
当时我不知道只要往伤口附近打一针麻醉剂就可以了，根本不会睡着，就傻了吧唧的让医生做手术。
那医生也是看我不顺眼，当真就不给我打麻药了，当时那个疼呀，但是我也不能掉份让人看不起，愣是忍住一声不吭。
结果医生慌了，拿刀的手有点哆嗦了，看他那样子，我特别得意。
现在回头想一想，我当时脑袋确实有点毛病，伤口越疼我反而觉得越过瘾。
只有伤口疼的时候，我才不会去想阵地上死去的那些兄弟，还有李玉林死不瞑目的样子。
从前几年开始，我的这处伤口一到阴雨天的时候就痒痒的难受，肯定是那个不靠谱的军医没给我弄好。
常先生来医院看我，给我带了四个罐头，后来我也没吃，都送给了那个天天给我换药的小女护士，人家才15岁，瘦瘦巴巴的，挺可怜的。
我问:咱们从徐州带过来的兄弟还剩几个？
常先生摇摇头说:就剩咱俩了。
我又问:聂志国呢？
常先生的脸色难看:打界首高地的时候，右胳膊也被炸断了，他不想当一个废人，用脚趾头开枪自杀了。
我问:跟咱们一起过江救老毛子的那些人呢？
常先生还是摇头:只剩下李华和王云强了。
我接着问:咱们师还剩多少人？
常先生的脸都要耷拉到地上了:七百多人。
我跟他说了:我想回家了！
他看了一眼我腿上的伤，对我说:落下残疾的话，你可以回家的。回去找个媳妇儿，生几个孩子，然后老老实实地当亡国奴。
他的语气酸溜溜的，我的鼻子也酸酸的，我说:我不是怕死，从来都没怕过。可我就是感觉害怕，还不知道怕什么。我心口疼，天天都疼！
他摸着我的脑袋说:我的感觉跟你一样，我也怕，我胸口也疼。生在这个时代，再疼都得忍着，咱们不能让同胞被外族欺凌，就得拿起枪继续战斗。
我问他: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打回老家？咱们还有多少中国人可以打仗？
躺在我旁边的一个伤员接嘴说:我也想打回东北老家，可现在他妈的离家越来越远了。
然后他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居然捂着脸哭起来了。他这么一哭，一个病房的其他伤员也跟着抹眼泪。
常先生站起来说:兄弟们，我教你们唱200师的军歌，叫《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他唱完之后，我也哭了，眼泪怎么都止不住，胸口却暖暖乎乎的，也不疼了，这首歌的调子听起来就特别有力量。
你们年轻人只知道这首歌是咱们的国歌，其实最早用这首歌当军歌的就是200师，是戴安澜将军亲自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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