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想要以“奸党”的罪名将马录判以死罪，桂萼等人经过商议后认为，处斩马录虽然能解一时之恨，但未免过于残忍。而且，原来的判决又显得太轻描淡写，难以服众。于是，他们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马录贬至烟瘴之地，永远充军，遇大赦也不宽宥。他们向皇帝解释道，这样一来，马录虽然活着，但实则比死还难受，因为他将背负着罪名，永世不得翻身。
嘉靖皇帝却仍不甘心，他非要杀了马录，以解心头之恨。大学士杨一清见状，连忙劝谏道：“录无当死之罪，律无可拟之条。若法外用刑，人无所措手足矣。”皇帝听了这话，虽然心中仍有不甘，但也只好勉强接受。他下旨道：“马录情犯深重，你每既这等说，发广西南丹卫永远充军，遇赦不宥，但逃杀了。”
事后，嘉靖皇帝十分高兴，他特意嘉奖了张璁、桂萼等人，夸赞他们“尽忠以事君”。在他看来，皇权即是公理，只有忠诚才能行善道，否则就是徇私枉法。为了让世人明白这个道理，嘉靖皇帝下令将张寅案相关档案编成《钦明大狱录》一书，并刊行于天下。
无论此案是不是冤案，嘉靖皇帝的这一举动都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从此，朝廷上的风向开始发生变化，忠诚与公理似乎逐渐被皇权的阴影所掩盖，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份充满悬疑与争议的张寅案。
四十余载光阴匆匆逝去，那桩曾轰动一时的案件，似乎早已随着岁月的尘埃，被深深掩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命运的轮盘再次转动，那个早已被世人遗忘的案子，竟在不经意间被人重新拾起。
隆庆二年，秋意渐浓的九月，右佥都御史庞尚鹏怀揣着一道奏疏，踏上了朝堂。他的脸上写满了凝重，仿佛背负着沉重的使命。他此次上疏，并非为了朝堂上的琐事，而是为了重提那桩早已尘封的李福达一案。
据庞尚鹏所言，他在山西巡查时，竟意外地见到了一名罪犯，名叫李同。这名罪犯不同寻常，他传习白莲教，以邪说蛊惑人心，甚至引发了四川一地的叛乱。更为惊人的是，李同自诉乃是李五的孙子，他家中供奉的祖师名为李大仁、李大义，这与张寅一家的家庭情况竟然如出一辙。
这一发现，无疑在朝堂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张寅，那个曾被认定为李福达的人，难道真的是反贼？这个被岁月掩埋的真相，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庞尚鹏的奏疏，如同一把钥匙，缓缓开启了那扇通往过去的大门，让那个早已被遗忘的案子，再次浮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庞尚鹏早年翻阅那本《钦明大狱录》时，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困惑。同一个案件，前后的判决竟然有着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何缘故？他决心要解开这个谜团，于是遍访朝中的士大夫，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出乎他意料的是，几乎没有人相信那本官方记录的《钦明大狱录》。人们私下里流传的，却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那些言官们本是忠于职守，却遭到了奸人的打压和陷害。在皇权的阴影下，无人敢公开站出来为他们辩护。
但庞尚鹏深知，皇帝虽然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公理却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他坚信，“真相”总有一天会重现天日，为那些冤屈的官员洗清罪名。
如今，那迟到的“正义”终于到来了。庞尚鹏在奏疏中毫不吝啬地赞扬那些曾经获罪的官员：“天地之间有浩然正气，宇宙之间有正直之人。正因为有了这些正义之士，天网地维才得以维系，万古不坠。”
他之所以敢如此高调地为这些官员辩护，也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嘉靖皇帝驾崩后，首辅徐阶大力革除旧弊，那些在大礼议中被打压的群臣们终于得到了翻身的机会。直到隆庆五年，高拱成为内阁首辅，这场平反运动才被暂时叫停。
在庞尚鹏呈上的那份奏疏中，竟然出现了诸多令人咋舌的事实性错误。他声称张寅是被马录抓捕归案的，然而，据《钦明大狱录》所载，张寅实际上是投案自首的。这一明显的出入，不禁让人怀疑庞尚鹏是否真的仔细研读过那份官方档案。更令人费解的是，他仅凭李同一人的口供，就断言张寅即为李五，这种断案方式未免太过草率。李同究竟是在何时被捕的？审讯又是在何时进行的？他的真实口供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些关键信息，奏疏中竟无一提及，使得整个案件显得扑朔迷离。
再者，张寅家境殷实，早已成功洗白了过去的污点，为何还会继续从事反叛活动？这其中的逻辑显然站不住脚，让人不禁对庞尚鹏的动机和判断产生怀疑。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细枝末节往往并不那么重要。人们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故事。于是，在明人的史书笔记中，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为那些受冤的官员鸣不平。甚至有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不惜编造一些所谓的“真相”。比如万历士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张寅的两个儿子通过纳粟的方式进入国学，而他的孙子大礼则因年轻貌美，受到了武定侯郭勋的宠爱。这种荒诞无稽的说法，显然是后人为了迎合某种观点而编造的，却被当作了正确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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