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副市长兼曹河县委书记郑红旗就在办公室和县长梁满仓一起，给市委书记于伟正打去了电话。窗外夜色浓重，办公室里只亮着一盏台灯，灯光下两人的脸色都显得凝重。
电话接通了，郑红旗握着话筒，声音沉稳中带着诚恳：“于书记，我是红旗。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预判不足，处置不力，给市委的工作安排造成了被动，我负全部责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钟。
于伟正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不高，但很是严肃：“红旗同志，你是副市长，是副厅级的领导干部。组织上把你派到曹河县，是让你去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去当‘维持会长’的。现在倒好，市委的观摩团，我们的领导干部，竟然连曹河县都进不去了？你觉得你这个副市长当得合格吗？你这个县委书记当得合格吗？”
郑红旗听着，没有马上接话。梁满仓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里夹着支烟，烟雾缓缓上升。
“于书记，您批评得对。”郑红旗开口，语气依旧平稳，“我们事先制定了预案，规划了两条路线。观摩团具体走哪条，是前一天才在会上定的。这个事……班子里可能确实存在跑风漏气的问题。”
“红旗同志，”于伟正打断了他，声音里透出一丝罕见的严厉，“你现在关心的重点又偏了。是谁通风报信？重要吗？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们县委、县政府，没有把曹河县老百姓的事，真正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群众为什么要堵路？是闲得没事干，还是心里有委屈、有怨气没地方说？你们摸清楚了吗？把工作做在前头了吗？”
郑红旗和于伟正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早些年他在市计委当副主任时，就跟时任副市长的于伟正打过不少交道。在他印象里，于书记做事讲原则，有章法，即便批评人，也多是点到为止，留有余地。像今天这样措辞严厉，近乎训斥，还是头一回。
“红旗，我跟你把话说明白。”于伟正的声音继续传来，一字一顿，“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副市长，是省管干部，市委就拿你没办法。工作干不好，位置就得动一动，这是规矩。开玩笑，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带着班子去县里调研，能被一群老百姓堵在路上掉头回去？红旗同志，你知不知道这种事情传出去，对东原市是什么影响？这是一个政治笑话！对你郑红旗来讲，也绝不是脸上有光的事！”
郑红旗闭着眼，把听筒稍微拿远了些。朝着梁满仓的耳朵递过去。
梁满仓满脸恐惧，赶忙挥了挥手，示意郑红旗一个人听就是了。
于伟正那头又连批带骂了十来分钟，从工作方法谈到群众立场，从领导干部的担当谈到稳定大局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情绪激动，夹杂了几句平时绝不会从他口中听到的粗话。
直到电话那头的声音渐渐平复下来，郑红旗才重新把听筒贴近耳边，语气诚恳地说道：“书记，您今天指出的所有问题，我全盘接受，照单全收。工作的责任确实在我，问题也在我。下来之后，我们县委、县政府一定认真查摆原因，深刻总结教训，坚决整改到位。”
听他这么说，于伟正那边似乎才顺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些，但依旧严肃：“光认错不够，关键要看行动。说吧，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事？老问题还是新矛盾？”
郑红旗看了一眼梁满仓，梁满仓微微点头。
“于书记，还是棉纺厂那块地的事。”郑红旗汇报道，“棉纺厂占地总共三百二十多亩，实际在用的就两百亩左右，剩下那一百多亩，一直荒着，用围墙圈了起来。这些年，周边一些职工家属和原来城关镇的村民，就在里头开荒种点菜。”
“说重点！”
“唉，我们前段时间招商引资，有家企业看中了那块闲置地，想租下来扩大生产。跟棉纺厂那边谈得差不多了，可不城关镇原来的村民坚决不同意。他们咬定那块地历史上是村集体的，棉纺厂只是租用，早就该还了。矛盾一下子激化了，非常尖锐。我们一直在做工作，也开过好几次协调会，我亲自去谈过，可效果……不理想。”
“村集体？”于伟正追问了一句。
“是，”郑红旗接着汇报，“五十年代建厂初期，政策上有些地方不健全。当时棉纺厂是县里的重点企业，用地比较粗放。有些地的手续上，写的就是‘租用’，期限三十年。从法律上讲，租期确实早过了。但后来县里为了支持厂子，也出过文件，算是把土地使用权划拨给了棉纺厂。所以这地的权属，历史上就有纠葛，一直没彻底理清。为这个，城关镇和棉纺厂的职工打过好几回架了，互不相让。棉纺厂现在效益很差，工资都发不全，就指望这块地盘活……”
“好了，具体情况我大致清楚了。”于伟正再次打断“我没时间听你细说那些陈年旧账。我给你们的任务就一条：依法依规，妥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绝对不能再出现群众大规模上访，更不能出现堵路拦车这种恶性事件！红旗同志，你是副厅级的县委书记，放眼全省，像你这样级别的县一把手，也没几个。组织上对你委以重任，这里面是包含了很大期待的。一个梁满仓，现在是不想管，我看也管不了。市委对你们曹河县班子的现状，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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