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长春。
春寒料峭，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新厂区建设工地上，却是一片热火朝天。
高大的厂房骨架已经立起，德意志风格的办公楼初具雏形。
邵维鼎裹了裹身上的藏青色呢子大衣，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进了那座新建的“奥迪装配车间”。
厂房高大却简陋，墙壁是预制板拼成的，巨大的窗户透进北方清冷的天光。
车间里没有想象中的全自动流水线，只有几排简陋的工作台，身穿蓝色工装的工人们正拿着扳手、榔头，小心翼翼地组装着汽车骨架。
“邵先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CKD生产线。”陪同的一汽总工程师张兴业指着工作台介绍，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也藏着不甘，“所有零部件，从发动机缸体到最小的螺丝垫片，全都是从德国运来的散件。”
“我们做的，就是按照图纸，像搭积木一样把它们拼起来。”
邵维鼎走近一个工位。
一个老师傅正将一根前轴往副车架上安装，动作熟练，但每一次拧紧螺栓都显得异常谨慎，仿佛手里不是钢铁零件，而是易碎的瓷器。
旁边堆放的木箱上，清晰印着德文和奥迪四环标志。
“拼装一辆汽车的成本，目前是多少？”邵维鼎问得直接。
张兴业报出一串数字，苦笑道：“这么算下来，就算我们一分钱不赚，组装出来的车，价格也比从德国直接进口整车贵一大截。”
“别说是老百姓买不买的起了，就是国家……也不可能长期用外汇这么烧啊！”
要知道，从德国购买汽车零部件，那可全都是要用美元要用德国马克的。
正说着，一位身材高大、留着整齐胡须的德国人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快步走来。
他是奥迪派驻一汽的项目总代表，施密特博士。
“邵董，欢迎您视察。”
施密特的中文有些生硬，但态度恭敬。
对于这位年轻的控股方老板，德国方面保持着职业化的尊重，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施密特博士，国产化进度，似乎不太理想？”邵维鼎单刀直入。
施密特耸耸肩，表情是典型的德国式严谨，或者说，固执。
“邵先生，我们并非不合作。但质量，是奥迪的生命。”
“我们曾应中方要求，评估过十七家本地零部件供应商的样品。”
他示意助手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箱，拿出几份文件和几个装在透明袋里的金属零件。
“刹车盘，材质不均匀，高速制动测试出现裂纹。”
“齿轮，精度差两级，噪音超标，寿命只有标准件的三分之一。”
“最简单的橡胶密封圈，耐老化性不合格……”
他将零件逐一摆在旁边的工作台上，金属磕碰发出清脆却令人沮丧的响声。
“强行使用这样的零件，是对奥迪品牌的伤害，更是对消费者安全的不负责任。我们认为，现阶段从德国进口，是唯一符合商业逻辑和质量要求的选择。”
车间里安静下来。
只有远处榔头的敲击声，一下，又一下，敲在众人心上。
几个陪同的中方技术人员低下头，脸上火辣辣的。
张兴业张了张嘴，想辩解什么，却发现那些关于“基础差”、“需要时间”的话，在冰冷的德标零件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没办法，此时的中国汽车工业停滞落后了足足近二十年时间。
沿承苏联汽车工业生产线后，后续因为一系列缘故，中国的汽车工业几乎没有任何的发展。
更别提追上国际水平了。
邵维鼎对此心知肚明，他拿起那个有裂纹的刹车盘，对着光看了看。
裂纹细如发丝，却足以断送一辆车的安全。
他放下零件，目光从施密特严谨的脸，移到张兴业紧抿的嘴唇，再扫过车间里那些默默工作的中国工人。
“施密特博士，”他开口，声音平稳，却像在这清冷的车间里投下一块石头，“我同意，质量是生命线。”
“但我想请教另一个问题。”
施密特恭敬道：“您说。”
邵维鼎摊摊手道：“如果因为全部零件进口导致成本居高不下，最终一辆奥迪也卖不出去，那么，我们把质量标杆竖得再高，又有什么意义？”
“奥迪来到中国，是为了在这片土地上成为永远只能展览的样板，还是为了真正跑进千家万户？”
施密特眉头微皱：“成本问题可以通过优化物流、规模化采购……”
“大众汽车，”邵维鼎打断他，说出了那个让所有德国汽车人都无法忽略的名字，“已经在上海，和上汽进行更深入的合资谈判。”
“我听到的风声是，他们愿意在国产化标准上做出更多灵活变通，甚至考虑引入更适合中国现阶段工业水平的生产标准。”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快速占领市场。”
他向前一步，目光锐利地盯住施密特：“奥迪曾经是大众的一部分，独立出来，被鼎峰收购，来到中国，是为了抓住一个全新的、可能比欧洲更大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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