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光慢慢暗下去的时候，九月才发现自己在床上躺了很久。
期末考试的最后一科是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她记得交卷的时候，手心里还沁着薄薄的汗，倒不是因为题目多难，而是那种终于结束了的、空落落的感觉。大三第一学期，就这么完了。
宿舍里很安静。三个室友，两个昨天就考完走了，剩下一个早上拖着行李箱出门时，还蹑手蹑脚怕吵醒她。其实她早就醒了，只是闭着眼睛，听轮子滚过地砖的声响，听门锁轻轻磕上的那一声。
她翻了个身，枕头边放着那张体检单，边角已经有点卷起来了。
一切正常。
四个字，盖着红色的章，规规矩矩地躺在白纸上。她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想起上个月排队抽血的时候，前面的女生晕针，差点砸她身上。那时候她脑子里想的还是支教申请表上的那些空格——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有无既往病史。
现在体检过了，申请表也交了，就等下学期。
等春天。
手机震了一下，是妈妈发的消息：票订好了吗？哪天到家？
她打字：后天，明天想在学校收拾一下。
发完又把手机扣回枕头边。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冬天的衣服早就寄回去一批，剩下的塞进一个行李箱绰绰有余。但她就是不想这么快走，想在这个空荡荡的宿舍里多待一会儿，躺在这张硬邦邦的床上，想一些有的没的。
支教。
这个词她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又一遍。
高三那年的冬天，她做过一个梦。梦里她站在一间土房子的讲台上，底下坐着一群小孩，眼睛亮亮的，盯着她看。她手里捏着一根粉笔，想写字，黑板上却什么都没有，粉笔划上去，一道白痕都没有。她急得不行，小孩们还在看她，眼睛还是亮亮的。
然后就醒了。
醒来是凌晨四点，窗外的城市还亮着几盏灯。她躺在自己那张一米五的床上，盯着天花板，忽然很想哭。那时候离高考还有一百多天，她每天刷题刷到凌晨，累得眼皮打架，却偏偏做了这样一个梦。
后来她跟同桌说过这个梦。同桌说，你这是压力太大，想去支教放松放松。
她没反驳，但自己知道不是。
支教不是放松。那时候她就知道。
大三的秋天来得很快。九月开学的时候，系里开了个会，讲支教的事。辅导员在上面放PPT，她坐在下面，认认真真地听，拿笔在本子上记——申请条件、报名时间、体检要求、培训安排。旁边的人歪着头看她，说你怎么记这么细，还早呢。
她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
早吗？她觉得不早。这个念头在心里待了两年多，从高三那个凌晨开始，一直待到现在。有时候她会想，如果没考上大学呢？如果考到一个普通的师范，是不是大三就没有这个机会？如果……
没有那么多如果。
她考上了，她在这个学校，她大三了。申请表就在桌上，钢笔吸满了墨水，只等她落笔。
填表那天是十月中旬，天气已经有点凉了。她坐在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一笔一划地写。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家庭住址、联系方式……那些写过无数遍的字，今天写得格外慢。
申请支教地区那一栏，她空了很久。
想去哪儿？
写完之后，她看着那一行字，忽然有点想笑。高三那年梦里的小孩，眼睛亮亮的，在哪个地方呢？是不是她要去的地方？是不是那里的孩子？
不知道。
但她知道，她终于要去了。
学长学姐的分享会是在十一月底。那天晚上下了小雨，她撑着伞去教学楼，鞋尖被路面的积水打湿了一点。
教室里人不少，多半是大三的，挤挤挨挨坐成一片。讲台上站着两个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都是大四的，去年刚支教回来。
男生先讲。他说他去的那个地方，在山里面，坐完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坐三轮，最后一段路是靠走的。学校是三间平房，一个老师管三个年级。他去了之后，成了第二个老师。
“最难的不是上课，”他说，“是生活。没水，要去挑。没电，要点蜡烛。没信号，要爬到山头才有。有一回我生病了，发高烧，想找个人帮忙都找不到。手机拿出来，一格信号都没有。那时候真的是……”
他顿了一下，笑了一下。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教室里有人笑了，笑声里有点干。林知意没笑，她看着那个学长的脸，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的光。
不是抱怨的光。是别的什么。
女生讲的不太一样。她去的也是农村，但条件没那么艰苦，离县城不远，有电有水，偶尔还能叫到外卖。她说她教的那个班，有个小男孩，上课从来不说话，下课也不跟人玩，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她花了一个多月才让他开口说话。不是普通话，是方言，她听不懂，但小男孩的妈妈听懂了。那是小男孩第一次叫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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