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明王朝覆灭，根本不在于腐败，而在于制度，朝廷手里没钱，没地方收钱。
每年商人巨大的利润揣进兜里，却几乎不用向朝廷缴税，这在西方完全不可想象。
来自后世的魏广德依旧认为，缴税是公民的义务，商人有钱，更应该缴税。
收商税，无疑是解决大明财政窘境最简单的办法。
只可惜，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提出收商税，那影响太大了，会招致整个士绅阶层集体反对的。
因为商业方面，其实根本还是被士绅阶层把控。
魏广德是钱要赚，税也愿意缴，只可惜没人收。
其实在后世，国人也并不抵触缴税，大家也都认可应该缴税，只不过是想少交点，所以才会有偷税漏税。
但你真问他该不该缴税，其实大家都会点头，认可交税，只是觉得税率太重了。
当然，这个观点在九十年代前是不存在的，那之前因为主体是公有制的原因，基本上没税可交。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个体和私营经济，税收才逐渐恢复征收。
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所以八十年代抗税非常普遍，大家都没有该缴税的意识。
商税一时半会儿没着落，所以魏广德就只能向着靠大明的威势，利用铸钱的方式丰盈下国库，也算是变相收税。
这也是他选择把铸币利润交给户部的原因，而不是按照以往惯例留在工部。
在王国光、朱衡离开后，魏广德被张居正叫住，询问他关于从倭国获得铜料的办法。
现在，朝廷要是堂而皇之从倭国进口铜料，和他们进行贸易，怕是招致直满朝大臣的反对。
张居正虽然猜到魏广德想利用转口贸易的方式进行，可中间会有人获益，这事儿要是传开，对他们的威望是会有影响的。
“这是个麻烦，可解决起来其实也简单。”
魏广德被张居正留下，其实并不惊讶，他也想到了他肯定会问其中细节。
这个钱，魏广德不打算赚，赚了以后爆出只会给他留下污点。
于是，在张居正问起后，他就呵呵笑道：“参考民间商会的模式，朝廷占五成股，内廷占两成，剩下的三成对外发售，勋贵占一成，剩余两成则售卖给商人，也是贸易的资金来源。
商会雇佣一部分朝鲜人做水手，就说是从朝鲜购买铜料，实际上就是走那条航线采购倭国铜料。
明面上找个朝鲜商人做代表就是了，朝廷这边对接则是户部和工部出面，都察院派专人进行监督，定时更换。
这些，其实也就是做给外面看，私底下还是要尽量不让消息传开。”
“可是，这可瞒不了人呐。”
张居正犹豫道。
“瞒什么人，不过是做表面文章，真要完全隐瞒下来，怕不是雪花般的弹劾奏疏飞进宫里。
户部和工部采购朝鲜商会的铜料，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魏广德满不在乎说道，“就算有人注意到，只要稍微查查就知道不能继续，勋贵凭什么入股，可不就是让他们在明面上出来对付他们的。”
别看文官集团掌握大权，勋贵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权势，但实际上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地方，勋贵的影响依旧巨大。
只是这种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基层，而不是朝堂上。
因为能站在朝堂上的官员，都是靠科举考试起来的。
但是偌大一个国家，又哪里是靠这么点进士就能管的过来。
文官，不过是获得了朝堂和地方上的话语权，但是在施政上，还要受到地方士绅家族和勋贵实力的掣肘，所以也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
文官，特别是御史，可以在位上的时候不鸟勋贵，可是等到以后呢？
致仕后的文官又如何，人家勋贵是世袭，哪怕是魏广德这样的家族，家中永远都有大明的官员身份，是一辈一辈可以往下传的。
有多少军户考中进士，可又有多少人因此放弃军户身份的？
其实凤毛麟角，因为他们这些进士，家族多世袭军职，可以躺在大明朝廷身上吸血到死，也属于既得利益者。
文官可以夺走他们的权利，但是在世袭爵位和军职上，确实半点都撼动不得。
敢动这个，才是真不死不休。
魏广德和张居正对此其实都是有清晰认识的，两人出身相仿，甚至张居正家族世袭的还是指挥使武职。
从中获得的好处，那是只多不少。
魏广德用勋贵做为威胁，让那些文官投鼠忌器，张居正自然明白是什么道理。
想想，也就点头默认了。
“此时其实现在也不急，事儿还没定下来，只有大规模开铸新钱币以后，大明自己的铜料才会接济不上，那时候才需要用倭国铜料。
此事下来，我找刘守有说说，他那边的密探能够跟着朝鲜商船跑到倭国，想来关系不俗，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的。”
魏广德又小声说道：‘此事暂且说到这里，只等朝廷真需要时，咱们再操作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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