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回到营区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了，营区里面突然空空荡荡，场地外面留下许多杂乱的车轮印子，我挨个掀开帐篷，一个人都没发现，我在老陆住的帐篷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的几句话:“各有选择，各奔前程，愿一切安好，相聚胜利之日。陆昊然留言。”
杨娃子他们走了，徐志凤她们也走了，那些孤儿们也走了。
我瞬间感觉心里空落落的，第一次有了十分孤独的感觉，整个世界变得万分虚无。他们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我独自一人坐在营区的中央，那双皮鞋扔在地上，看着那些杂乱的车轮印子，仿佛看到了他们离开时的匆忙和决心。我闭上眼睛，耳边仿佛还能听到他们的笑声和欢呼声，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中央军的兄弟带着一群衣衫不整的溃兵过来了，带队的是那位幸存的连长，名叫高翔，个子不高，都没有我们北方的十岁小孩个头高，是福建人，他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所以从徐州到阜阳一路上很少跟他有交流。
他今天早上去师部领来了补充人员，都是之前从徐州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临时征召的士兵，他们重新被武装起来，再次投入战场。
同时也给我带来了聂营长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吾弟继军如晤，兄残缺之躯无法亲临指挥全营，现由高翔暂代营长职务，望吾弟与之通力协作，共御敌寇，吾将静待弟之立功佳音。兄道兵谨致。
我们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对全营官兵进行整编，傍晚去军械库领取了武器，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全团明日一早增援永城桂永清一部。
说来也是可悲又可笑，第五战区在徐州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胜仗，第一战区就迫不及待的搞了一场兰封会战，集结了，15万优势兵力对抗土肥原贤二的2万余人，首战告捷让桂永清迷失了自我，自认为胜券在握，甚至已经提前向在武汉的校长汇报了即将胜利的消息。结果第二次接触就让15万人溃不成军，桂永清本人逃往火车站，其副手邱清泉得知消息之后也跟着跑了，第一战区的参战部队乱作一团。
由于第五战区的大部分兵力已被调往武汉，距离兰封战场最近的阜阳驻军被紧急命令前往增援，接应前方部队撤离，郑洞国的第二师面临的压力最大，奉命四处救火，迫不得已，我们这个被打残的补充旅停止休整，再次被投入战场。
情报显示，有大约一个大队的日军占领了永城，切断了前方国军南侧的必经路线。补充旅必须不计代价于两日内击溃这股日军。按照计划，我们这个营负责正面牵制日军，主力部队包抄敌后。
我们的装备全部都是在徐州战场缴获日军的，步兵每人一支三八大盖，配60发子弹，五颗木柄手榴弹，一个有着钢板夹层的背包，一张军毯，另外有一个排的老兵配备了德国冲锋枪。全营配备三挺重机枪，六挺布伦轻机枪，3挺歪把子，1门九二步炮，6门迫击炮。我这次作为连指挥官，不用扛机枪了，由于天生缺少安全感，除了自己身上随身携带的手枪，也扛了一支步枪，我始终坚信，武器越多，活下来的希望就越大。
我们有通讯班，急救队，还有专门对付鬼子骑兵的手枪排等等。为了加快行军速度，还给我们配备了两辆卡车，十匹骡马，用来拉辎重物资。
就这样的装备和配置，确实比川军那帮穷光蛋精良多了。只是看着那些稚气未脱的脸庞，我心里的底气还是不足。那些新兵还是第一次摸枪，一颗子弹都没打过。
军情如火，容不得我们多想，我和高翔商议之后，决定连夜出发，提前侦查敌情，为全旅打个前站。
半夜的时候，我们在距离永城二十里的地方停下休息，天还没完全亮，我亲自带一个排的老兵前出侦查，最好能把城里的鬼子引出来，打攻城战的话，我们没有优势。
这里一马平川，视野开阔，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鬼子设置在道路上的一个哨卡，从望远镜里看，人数十来个，没有重武器，从他们的服装来看，并不是正经的鬼子，应该是鬼子临时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此刻他们正在简易木头工事内打盹，一个哨兵在外面来回溜达。
我决定端掉它。
我们兵分两路，从灌溉渠猫腰靠近，虽然我们足够小心，还是被对方哨兵发现了，那家伙笨拙地朝我们开了一枪，子弹不知道飞哪里去了，自己却被我方一枪放倒。哨卡里的人仓皇应战，朝我们这个方向胡乱开枪，从枪声上分析，这帮人也绝对是第一次开枪，根本不能形成持续火力。
于是我们加快脚步，轻机枪进行压制射击，冲锋枪在前，步枪在后，一个急冲锋就来到了哨卡前方五十米，里面的人不再打枪，双手把枪举过头顶，投降了，真是出奇地顺利。
我猜测的不错，他们确实是被鬼子临时抓来的农民，配备的是缴获国军的汉阳造，他们拿锄头干农活还行，打枪就太不专业了，有人连一枪都没开就举手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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