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身后的日军还会穷追不舍，结果我们出城之后，和我们正面硬刚的这波鬼子也不追击，直接退回城内。
给我们留下了喘息的机会，有精力收拾家当，载着伤员轻松撤离。
其实也没什么家当了，辛辛苦苦攒下的那一点存货，被我们一个星期就败光了。
枪炮子弹没了就没了，可是现在人员损失很严重，让我十分心痛。出发时1200多人的队伍，能站着回去的只有一半了。400多个兄弟长眠宜昌南城外的山腰上，另有轻重伤员200余人，20多人因伤致残，以后只能靠政府养着了。
那个时候伤残的官兵一般都会发回原籍，交给当地政府扶养，可是我们的这些伤残的兄弟大多数原来安徽孤儿团的，已经无家可归，就会由重庆国民政府收容，待光复之日，再行安置。
一般来说，一支部队损失过半，建制不全，就足以失去作战能力，我们就不一样了，就连我们这个团都是临时编制，除了几个正副团长和营级军官之外，其他人连军衔都没有，所谓连排级别的军官都是临时的，当出现战斗减员的时候，大家就会自由组合，现场重组建制，然后继续作战。
这也是效仿日本军队的办法，这种办法放在其他部队可能不管用，因为会存在的各种勾心斗角，谁都不服谁，我们不一样，团里的兄弟大多数都是孤儿，平日里相互关照，早就不分你我，如同亲兄弟一样，都是年龄大的只会年龄小的，个子大的带着个子小的。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便是如此。
我腮帮子上的伤口里缝了好几针，肿起来的时候像嘴里含了一个鸡蛋，说话都困难。
老陆没有回军部，留在我们营地帮我善后，安抚兄弟们情绪，周正平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四处买鸡鱼肉蛋，给伤员补充营养，抚恤阵亡新兵的家属。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我全程都没有参与，因为我被关进了牢房，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
在回去的半路上我就被宪兵队的人带到了枝江，直接丢进了监狱，他们说，接到举报，由于我个人一意孤行，行为鲁莽，导致预备团损失惨重，更严重的是，我有通敌叛国的嫌疑。
想都不用想，就是那三个公子哥在给我使坏呢。
我被关了一个星期，不审问，也不开庭审判，就这么耗着我。
跟我关在同一监狱的，都是一些临阵脱逃的军官。而且他们的军衔还不低，基本上都是营团旅级别的，跟他们关在一起，我都感觉丢人。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提审，唯独我被晾着，不知道第六战区的军事法庭想干啥，枪毙你也得给个痛快话呀！
那帮家伙临阵脱逃的理由五花八门，说的最多的就是因为自从枣宜会战之后，部队里补充的几乎全是新兵，炮声一响，全都跑没影了，督战队拦都拦不住。
有人说自己手下的兵几乎全部消耗光了，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自己成了光杆司令。
还有人说自己只是被家里安排进部队历练的，不是来送死的，所以一开战就选择远离战场。这种人在里面是非常受鄙视的，挨欺负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当他们听说我是因为通敌叛国被关进来以后，我就成了鄙视链的最底端。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骂我是汉奸走狗，我那是百口莫辩。
在里面几乎每天都打架，以我六尺的身高，加上自幼习武，整个监室没人是我对手，就算他们三五个人一起上都不在话下。
把他们放倒之后，必须要扔几句狠话:老子自参军以来就在敢死队里混，亲手弄死的鬼子比你们看见的都多！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撕烂你们的嘴！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在监狱里面，可不管你进来之前官有多大，进来之后，拳头大的才是大爷。
一周之后，整个监狱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哥们，他是江西人，姓樊，叫樊荣昌，人挺白静，看年龄也不大，上尉军衔，跟我一样。
这次长沙会战，他奉命坚守宜都一处高地，结果跑错了地方，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山头上看了半个月的蚂蚁上树，害得高地后方的一处军火仓库被鬼子给炸了。
这哥们挺乐观，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我问他:你咋就不怕呢？
他说:像我这样的，肯定要枪毙的，之前走的那些老表八成也是要枪毙的。特别是你，通敌叛国，更是要枪毙。
他喜欢叫别人老表，整的挺亲热。
我有点担心:我靠！这不是拉一裤兜子么？没死在鬼子手里，反被自己人给弄死了，太憋屈了。
樊荣昌问:你有后台么？
我摇头，如果郑军长是我的后台，也该早就来救我了。
他又问:你有钱么？
我还是摇头，我的军饷都贴补那些兄弟了，屌毛不剩。
他撇着嘴说:那咱们两个正好一块上路喽，我也没有！如果被枪毙了，祖宗的脸都丢光了！
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怕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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