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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住了张猛等几个人，并派人严加看守后，樊绍柏等十几个难兄难弟就地地坝里齐聚，商量接下来怎么办。
在屋里忙着照看樊绍聪的父母及妻子，听见外面闹出天大的动静，等齐拥出来看时，樊绍柏一众人等已把张猛等几个乡丁捆成猪并揍成了狗。
他们都是胆小的人，见事已这样，知这群不怕天不怕地的崽子们已惹下了天大的祸，心里虽急得发疯，可口中己说不出什么了。
“大家兄弟们做了这事，怕是脑壳不保了，接下来怎么收场？”动手最快的杨三，这下反倒没了主意。
“能怎么办？这年头怕死反而死得快。大不了去开山立寨，学王三春！”钟吉宗人粗，想法也简单。
“可人人都有一大家子人呢，我们入了绿林，家里人恐要遭殃，特别是樊二哥伤重，好不容易捡回条命，我们一上山，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徐云方考虑得很周到。
“大不了全部都上山，然后去抢几个地主，或者把狗日的甘亚堂抢了，还愁弄不到钱和吃的？”杨三补了腔。
“要我说，他们说我们造反，我们就真的造他妈的反。前几日，我听说九区有个胆大的项忠思，被逼税逼捐急了，就聚了一大帮人，占了一个险要的大山洞，取名项家洞，就造了反，抗税抗捐，还率人攻打乡政府，抢地主富人的钱粮，不但养队伍，还周济穷人。我们干脆也这么干，大不了，实在没路了，我们外逃去投红军！”樊绍柏果断决定，他其实在游动行医时，早就结识仗义，不甘受欺凌的项忠思。
“那我们就说樊大哥夜里被灵官庙的神人授命，领神兵起事，就是要抗税抗捐，杀贪劫富救穷人。”徐云方脑子灵活，出了个主意。
当天，十几个骨干就分头在乡内各保、甲去，发动那些胆大敢玩命的穷苦青壮年，但凡去的人都没说要造反，而是说樊绍聪二哥出了事，要大家帮忙。
樊家兄弟在本乡本地都有些仗义的名气，一听说请帮忙，都纷纷点头应承。
凡应承的人都被要求天黑走小路单独前往，理由是樊二哥这次得罪的是甘亚堂团总，怕乡里的乡长、乡丁、保丁为难大家。
到了半夜，樊家就聚了一百二十八人，全是衣衫单薄、褴褛的穷苦青壮年汉子。
1928年农历八月的这天夜里，任河畔，一件惊动川陕的大事，正在轰轰烈烈地发生着。
当天夜里，因天阴，月色被厚厚的乌云遮住，黑夜如墨。
山里人都全部入睡了。
但黑夜中，却有一大溜人，拿着火枪、砍柴刀、杀猪刀，有的甚至拿着粗短的青钢树哨棒，在黑夜中，沿着早已走熟的山路，向保长家和乡公所所在地摸去。
当夜，樊绍柏领“神兵”分别偷袭了几个保长家及乡公所，没打一枪，就端了乡公所，抓住了乡保丁三十几人，缴获手枪一把，步枪四十余支，子弹三千余发，还有十几颗军用手榴弹。
同时，在乡公所及保家长的不少的钢洋、衣物、鸦片、粮食等物品。
一夜之间，樊绍柏举神兵抗税抗捐，传遍川、陕两省。
由于起义队伍，提倡抗税抗捐，攻打乡、保、甲，而且把取自地主、富户的财物，用一部份周济穷人，很多青壮年纷纷加入，没两天，队伍就扩大了三百多人，被编成了三个大队，分别由肖光才、钟吉宗任二、三大队长，樊绍聪任总队长兼一大队队长。
每个大队分别配备十余支抢夺乡丁、保长、保丁的步枪外，其余是土火枪、狩猎弓箭及连夜由铁匠赶制的梭镖、大砍刀。
同时，经徐云方提议，悄悄派人与九区项忠思人马联络，商量互相策应，配合行动，同抗保安军及民团的剿杀。
国民政府的区长(团总)、乡长及大地主、富户携金银细软望风而逃。
区内保安军、民团如临大敌，龟缩在驻地内，也不敢出去祸害百姓，搜刮钱财了。
樊绍柏安排了人，持步枪、手榴弹，严密守住了从任河区入柏树乡的唯一路口，任河边的右岸口，严防保安军、民团的人马进入。
其实，由于樊绍柏的队伍，被外界传言号称千余人，且都是神兵，刀枪不入，打仗更是悍不畏死，陈崧如的保安军和区、乡民团畏之如虎，除了派人死守场镇并在响岩子架机枪防止樊绍柏的队伍攻进来之外，就只有时时向县政府和保安军团报警求援，根本没敢派一兵一卒进入柏树乡。
樊绍柏队伍大本营仍在自己家，除了自家房屋外，还搭了不少窝棚供人马驻扎。
除一大队随大本营，二大队驻乡公所驻地，三大队守右岸口要道，且都在多备火药、箭枝、及马刀、哨棒(二尺半长的青钢树木棒，之前多为土匪劫道时打人闷棍之用)。
而樊绍聪等骨干却在自己家堂屋内，与十几个骨干商量攻打任河镇，端了保安军和民团，夺取武器，而且要砸了甘亚堂区长(团总)的家，夺回被他盘剥的粮食、钢洋及其他财物，报樊绍聪及其他被压榨之人的血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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