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明季南略》就是各种道听途说的集合，可他们后来的矛盾激化，也说明类似的事情极容易发生。
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件容易被忽略的“小事”，可从此事中能看出孙可望的野心。这对孙可望来说是机会，对朱媺娖来说也是机会。
刘宗敏东行，忠贞营事实上分裂，西营南下，四川重归明朝，朱媺娖不遗余力建设藩镇的同时，也在努力分化藩镇，如果一个藩镇团结一心，朱媺娖就要重新掂量掂量。以孙可望之内政、李定国之军事，二者合二为一，朱媺娖恐怕要看着他做宋武帝（刘裕）。这是明朝的不幸，也是华夏的幸运，可惜，这终究只是一对义兄弟，交水之战人心向背便能说明一切。
孙可望的内政能力在明末堪称和皇太极共称双雄，历史上遵义后，他主导利用云南沙定州之乱彝族割据势力制造的混乱，假沐天波妻弟的身份，打出为黔国公复仇的旗号进军云南。
当时的云南土司沙定州趁弘光后期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之机发起叛乱，诛杀黔国公亲属拘禁大批原明官绅。也正是这个机会，孙可望展现了他灵活的手腕，民族大义和土地改革共行。
一方面，他用政治手段统战残明官绅，在谈判中采用干支纪年即在名义上放弃以大西后继自居，打出“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口号招揽人心，尤其沐天波本人为了复仇与大西合作使得云南绝大多数地区的原明势力都接受了大西的统治，同时坚决打击沙定州反叛势力，最终在云南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他表面上与云南旧官绅合作的同时，又在经济上不遗余力的打击这些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地改革，通过清整沐府庄田、被侵占的卫所军田乃至少沙定州等反叛土司占据的土地，将其改造为按章纳税的民田，同时兴修水利，发行铜钱，开发盐井，整治贪腐，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让云南这个明代出名的老少边穷地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其开发云南遗留的经济成果直到三藩之变时的吴三桂都在享受。
在军事上，他一直在为接下来可能的大战做各种准备，清点户籍扩军备战，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军队在昆明“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为日后李定国两蹶名王埋下伏笔。
要知道以孙可望为主体的行政机构为北伐提供了必要的兵源和粮草支持，大西军入滇时不过2万余精锐，经过3年的休养生息，以及随后对西南大小军阀软硬兼施的兼并行为，到北伐时，明军在东线出动了6万人，北线出动4万人，云贵的殿前军不详但更少，此时明军总兵力在12万以上毫无疑问。不仅如此，还同时支持北、西两线的军粮供应。这份种田能力，一直被朱媺娖所羡慕，哪怕是明知他野心勃勃，也不肯放手，努力拉拢的原因。
由于李定国、刘文秀二人在史书上基本是纯粹的军人形象，可以说这方面主要的功劳就是孙可望的，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保障，是明军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
这个时候的孙可望不敢说能成为明太祖一样匡扶天下，再造华夏的绝世英豪，但看起来成为刘裕、陈霸先之类的天下枭雄是非常有可能的。
可世事无常，在永历六年北伐之后，孙可望就从枭雄转变为兄弟阋墙 、内外离心、众叛亲离的大汉奸，为抗清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
首先是西营三子（艾能奇历史上死于云南战事，没活到出兵）内部间的关系破裂，尤其是孙、李二人的关系走向了破裂。
这其中固然有永历一方在其中挑拨离间的作用，永历在李定国桂林大捷后向李定国单独派出的特使对孙李交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叫你二龙不得相见、叫你二龙不得相见），也有孙可望在军功、威望难以服众的情况下力图强行压制李、刘二人的原因。
仔细研究就能发现西营其实和曾经的后金有些许相似之处，无论是“四大贝勒”还是“四将军共坐”，擅长内政的孙可望和皇太极，在其中起和缓作用的代善和刘文秀是那么的相似。正如谁也想不到努尔哈赤会有皇太极这个儿子一样，也没谁能想到张献忠的义子里还能有孙可望这个内政奇才。
可问题在于，你打不赢就没用，在明清之交的大变局下，一切只能用暴力来宣誓胜利。
其实孙可望也并非无能之辈，他的履历也是十分光辉，观遍西营在川战绩，他正是凭借了相比义弟和其他将领们更大的军功才得以上位成为大西的二号人物。在四川时期，是孙可望是罕见的几乎保持全胜记录的武将，也是唯一因战功而地位上升的高级将领；其战绩明显好于屡战屡败的张献忠、刘文秀、艾能奇和大西军其他将领，也好于李定国，不然他也不可能会成为西营之首（李定国三万打贺珍三千，败了……）。
可这有什么用呢？岔路口一战，孙可望败给大清二线将领的贝勒屯齐，跟在衡州绝境之中反败为胜击杀理政王尼堪的李定国形成鲜明对比，从此在南明政局中一步步陷入被动，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