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可称是明末三大奇案。
其中又以妖书案发生的最早。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宦官陈矩出宫时，给爱看书的万历皇帝买了一本由当时名儒吕坤着成的《闺范图说》一书。
此书采辑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编写而成。
万历皇帝看完此书后感觉非常不错，便将其分享给了自己的爱妃郑贵妃。
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给自己贴金，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个人。
以东汉明德皇后开篇，以她本人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着成新一版的《闺范图说》。
也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渐渐的有人将这两版《闺范图说》混成了一团。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时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了一封《天下安危疏》，请万历皇帝节省费用，废除矿税。
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那年头多的是人上这种奏疏。
但是谁知道原蓟州判官戴士衡，竟言辞颇为激烈弹劾吕坤。
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是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
然后又上《天下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
吕坤自然也要为自己辩解，就与戴士衡打起口水仗。
只是这时候京城突然出现了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
这篇文章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
“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
“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天下安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
当时朱常洛年满十六，却迟迟没被立为太子，许多大臣都上书请立太子，但都被万历皇帝拖延下来了，这就是着名的‘争国本’事件。
吕坤的《天下安危疏》中并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但是《忧危竑议》竟将此事强行与‘争国本’一事联系了起来，一下子就将事情复杂化了。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纷纷责怪《闺范图说》的原作者吕坤。
万历皇帝看到《忧危竑议》之后也是勃然大怒，当即下令追查，只是查来查去也没有结果。
最后郑贵妃伯父郑承恩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
戴士衡被怀疑并不冤枉，毕竟事件是他引起的。
而樊玉衡则是因为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过郑贵妃。
万历皇帝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最终只能亲下谕旨，说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也是劝诫其行事要尊妇德。
然后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
而吕坤已经患病致仕，未被问罪。
第一次的妖书案就这样草草了结，由于万历皇帝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
谁也没有想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妖书案会再次卷土重来。
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而在此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
《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
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
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
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
并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
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如同重磅炸弹，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就有人以此书“词极诡妄”，将其称为“妖书”。
由于风波太大，朱赓和沈一贯除了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也不得不带罪在家。
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
当时三时内阁三位辅臣，朱赓和沈一贯被“妖书”点名，不得不避嫌，现在沈鲤又被牵扯之后，内阁全体沦陷。
而郭正域再一牵扯进来，则更加把此事复杂化了。
因为郭正域又与‘楚宗案’相关。
当年楚王府镇国将军华趆上疏，称华奎为异姓子，不当袭爵。
礼部侍郎郭正域力请勘实，首辅沈一贯反对勘验，双方争持不下。
后中旨判华趆诬奏，降庶人，锢之凤阳；郭正域亦罢职听勘。
此案也一度闹的沸沸扬扬，现在又炒出来把妖书案的复杂程度上升了无数个档次。
针对郭正域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
万历皇帝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众官惶惶不安。
东厂、锦衣卫，包括京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京师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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