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明点点头，静待下文。
“但是啊，老郑，”刘书记话锋一转，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带着推心置腹的意味，“看待一个干部，尤其是马高腿这样在基层干了十几年的老同志，还是要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看。他毛病不少，可也不是一无是处。六二年黄河发大水，几个堤段告急，是他带着刘庄民兵，在河堤上硬扛七天七夜！嗓子喊哑，眼睛熬出血，最后是被人用门板抬下来的！这事儿，我记得清楚，当时还通报表扬了。七五年学大寨，去山西参观，也是他带队，回来搞的那片山坡梯田，现在不还在？当时也受了县里表扬。”
“刘书记，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郑文明扶扶眼镜，语气严肃，“他现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纵容亲属欺辱女青年，克扣百姓救命粮，性质极其恶劣，民愤极大。这已不是工作方大问题了。”
“我懂，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也理解群众情绪。”刘书记摆摆手，“所以，我们才要‘慎重研究’，‘妥善处理’。他这些事，说大，可以很大；说小，也可以从工作失误的角度去理解。真要是严格按条条框框，撤职，查办，甚至……移送司法机关，也不是没依据。但你想过没有？”他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气声，“马高腿是公社树了多年的典型，老先进。真一棍子打死，岂不是说我们组织以前眼瞎了？用人失察？这影响可就不好了。而且，他在位子上坐了这么多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关系盘根错节。处理得太急、太绝，万一引起反弹，或者牵扯出别的什么，对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局，对公社今后的工作，恐怕……都不利啊。稳定，是第一位的。”
郑文明沉默了，只是慢慢吸烟。他听懂了所有的潜台词：脸面，平衡，稳定，以及那些水面之下、看不清的牵扯。有时候，这些无形的分量，远比是非曲直的黑白更重要。
与此同时，马高腿也并未坐以待毙。夜色掩护下，他提着两瓶用旧报纸包好、却是真材实料的“西凤酒”，熟门熟路摸进了公社王主任的家。屋里飘着葱花炒鸡蛋的香味。
“王主任，老领导，老哥哥！”马高腿把酒轻放炕沿，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憔悴、惶恐，甚至带着几分摇尾乞怜的卑微，“这次，您可得拉兄弟一把，拉我全家一把啊！那些年，搞运动，上任务，压指标，哪一回我不是冲在前面？该办不该办的，我想尽办法，拆东墙补西墙，也都……给您办得妥妥帖帖，没给您、没给公社丢过脸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啊！”
王主任盘腿坐炕桌另一边，慢条斯理地用杯盖拨弄茶沫，眼皮不抬：“老马啊，你的难处，你的贡献，组织清楚，我也记心里。但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政策风向，强调拨乱反正，是法制，是群众监督。你看，连你家赶明都……唉！”他长长叹气，放下杯盖，抬眼看向马高腿，眼神复杂，“听说，县里马上要成立专门纪律检查机构了，你这事儿，要是闹大，撞到新机构枪口上，铁面无私地办下来，恐怕我……想说话，也难了。”
马高腿的心直往下沉，但他混迹多年，敏锐捕捉到王主任语气中那一丝细微的、可供转圜的松动。他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忙从怀里贴身衣兜，掏出一个厚厚的、封得严实的牛皮纸信封，双手捧着，恭恭敬敬递到炕桌上。
“主任，我懂，我都懂。我给组织添了大麻烦，让您为难了。”他声音哽咽，带着哭腔，“这是我熬了几夜写的检查，把我这些年的错误，思想根源，全挖了一遍，请求组织给我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保证，以后一定……” 信封很厚，很沉。
王主任的目光在信封上停留了足足两三秒，没立刻去接，只拿起茶杯，又呷了一口，沉吟着，仿佛在权衡什么。半晌，才缓缓开口，语气缓和了些：“嗯，有这个认识，有这个态度，就好。有了这个基础，事情……也不是完全没商量的余地。你先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安心等组织最终处理决定。记住，”他抬起眼皮，目光锐利，“这段时间，非常关键，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再生事端，尤其要管好你家里的人，特别是你那个侄子，不要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了！明白吗？”
半个月后，在各方焦灼等待和无数暗流涌动之后，处理意见终于以一种近乎“低调”的方式下来了。没开全村大会，就在大队部那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郑组长向马高腿和大队仅剩的几位委员，宣读了公社党委的最终决定。
“……鉴于马高腿同志在担任刘庄村生产大队主要负责同志期间，在工作中存在某些方式方法不够妥当、联系群众不够紧密等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群众有些意见。但考虑到该同志在过去长期的基层工作中，曾为集体做出过贡献，且本人目前认识错误的态度较为诚恳，有悔改表现……为有利于刘庄村今后的工作，有利于该同志的教育提高，经公社党委会慎重研究决定：建议马高腿同志主动辞去刘庄村生产大队队长、民兵连长等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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