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只有窗外知了不知疲倦的嘶鸣。马高腿愣愣坐着,像是没听清,又像是听清了却无法理解,嘴巴微张,半晌,才喃喃重复:“主……主动……辞职?”
“对,主动辞职。”郑组长放下那份盖着红章的文件,目光平静地看向马高腿,语气里带着公事公办却又意味深长的暗示,“这样处理,对大家都好。保留你的党籍,以后还是同志,还可以为集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嘛。”
“主动辞职……好,好……我……我明白了。”马高腿喃喃着,脸上肌肉抽动几下,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那表情复杂极了,有终于落地的解脱,有失去一切的巨大空洞,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荒诞。他苦心经营、提心吊胆、用尽手段维系了十几年的权柄,最终,以这样一种看似“体面”、实则被彻底剥夺的方式,轻飘飘地,从手中滑落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村里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马高腿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来到大队部。钥匙插入锁孔,发出生涩的“咔哒”声。他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混合着尘土、旧纸张和烟草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他慢慢走到那张陪伴了他多年的、漆面斑驳的办公桌前,开始默默收拾自己的东西。一个用了十几年、搪瓷脱落露出黑铁、印着“先进生产者”字样的旧茶缸;几本边缘卷曲、写着各种会议记录和数字的笔记本;一杆笔尖磨秃的钢笔;还有墙上那面有些褪色、但依然显眼的“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锦旗……他一件一件,缓慢地,放进带来的旧木箱。墙角,那辆崭新的、被他擦拭得一尘不染的“永久”牌自行车,在从窗户透进的清冷光线下,反射着幽暗的光——那是他用去年队里“处理”陈粮的“运输损耗”结余,给自己置办的“坐骑”。
会计马满仓不知什么时候,像幽灵一样溜了进来,搓着手,脸上带着一种混杂了讨好、志得意满和一丝不易察觉心虚的讪笑:“马叔……哦,老马,这个……队里的账本,还有公章,您看是不是……”
马高腿停下动作,缓缓直起身,转过头,看着这个曾经对自己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下属,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他咧开嘴,无声地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一种看透世情的、浓重的嘲讽。
“满仓啊,”他开口,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我记得,你刚接你爹的班,当上队里会计那会儿,连个最简单的工分汇总表都算不平,急得直哭。还是我,手把手教你打九九归一口诀,教你怎么看账本子。这刘庄村的账,这十来年的进进出出,弯弯绕绕,如今,怕是没人比你更‘清楚’了,对吧?”他顿了顿,向前凑近一步,几乎贴着马满仓的耳朵,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气声说,“我屋里西墙根,那口腌菜缸后面,还藏着半袋子花生,是去年秋收特意留的种,粒大饱满……你,拿去吃了吧。别浪费。”
马满仓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血色褪去,变得煞白,嘴唇哆嗦了几下,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只是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马高腿不再看他,弯下腰,合上旧木箱的盖子,用麻绳草草捆了两道。然后,他走到墙角,推起那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将木箱歪斜地捆在后座上。
他推着车,走出大队部。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空气中带着湿漉漉的凉意。井台边,李寡妇正佝偻着瘦削的背,吃力地摇动辘轳打水。沉重的柳罐发出“吱呀——吱呀——”令人牙酸的声音,缓慢地升上来。
两人的目光,在清冷的晨雾中,有那么一刹那,短暂地相遇。
李寡妇像被火烫到,猛地低下头,更加用力地去摇那仿佛有千斤重的辘轳把手,干瘦的手臂上青筋毕露。浑浊的井水,一点点被提上来。
马高腿的脚步没有丝毫停留,推着自行车,驮着他那点寒酸的“家当”,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向自家那栋此刻看来异常冷清、高大的青砖院墙。车轮碾过村道上的土疙瘩,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身后,古老的辘轳,依旧发出“吱呀——吱呀——”的、单调而沉重的声响,缓慢地,一下,又一下,回荡在空旷的、刚刚苏醒的刘庄村上空,像一声声悠长而疲惫的叹息,为一段时代,划上了仓促的、并不体面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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