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只有窗外知了不知疲倦的嘶鸣。马高腿愣愣坐着，像是没听清，又像是听清了却无法理解，嘴巴微张，半晌，才喃喃重复：“主……主动……辞职？”
“对，主动辞职。”郑组长放下那份盖着红章的文件，目光平静地看向马高腿，语气里带着公事公办却又意味深长的暗示，“这样处理，对大家都好。保留你的党籍，以后还是同志，还可以为集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嘛。”
“主动辞职……好，好……我……我明白了。”马高腿喃喃着，脸上肌肉抽动几下，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那表情复杂极了，有终于落地的解脱，有失去一切的巨大空洞，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荒诞。他苦心经营、提心吊胆、用尽手段维系了十几年的权柄，最终，以这样一种看似“体面”、实则被彻底剥夺的方式，轻飘飘地，从手中滑落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村里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马高腿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来到大队部。钥匙插入锁孔，发出生涩的“咔哒”声。他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混合着尘土、旧纸张和烟草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他慢慢走到那张陪伴了他多年的、漆面斑驳的办公桌前，开始默默收拾自己的东西。一个用了十几年、搪瓷脱落露出黑铁、印着“先进生产者”字样的旧茶缸；几本边缘卷曲、写着各种会议记录和数字的笔记本；一杆笔尖磨秃的钢笔；还有墙上那面有些褪色、但依然显眼的“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锦旗……他一件一件，缓慢地，放进带来的旧木箱。墙角，那辆崭新的、被他擦拭得一尘不染的“永久”牌自行车，在从窗户透进的清冷光线下，反射着幽暗的光——那是他用去年队里“处理”陈粮的“运输损耗”结余，给自己置办的“坐骑”。
会计马满仓不知什么时候，像幽灵一样溜了进来，搓着手，脸上带着一种混杂了讨好、志得意满和一丝不易察觉心虚的讪笑：“马叔……哦，老马，这个……队里的账本，还有公章，您看是不是……”
马高腿停下动作，缓缓直起身，转过头，看着这个曾经对自己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下属，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他咧开嘴，无声地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一种看透世情的、浓重的嘲讽。
“满仓啊，”他开口，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我记得，你刚接你爹的班，当上队里会计那会儿，连个最简单的工分汇总表都算不平，急得直哭。还是我，手把手教你打九九归一口诀，教你怎么看账本子。这刘庄村的账，这十来年的进进出出，弯弯绕绕，如今，怕是没人比你更‘清楚’了，对吧？”他顿了顿，向前凑近一步，几乎贴着马满仓的耳朵，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气声说，“我屋里西墙根，那口腌菜缸后面，还藏着半袋子花生，是去年秋收特意留的种，粒大饱满……你，拿去吃了吧。别浪费。”
马满仓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血色褪去，变得煞白，嘴唇哆嗦了几下，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只是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马高腿不再看他，弯下腰，合上旧木箱的盖子，用麻绳草草捆了两道。然后，他走到墙角，推起那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将木箱歪斜地捆在后座上。
他推着车，走出大队部。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空气中带着湿漉漉的凉意。井台边，李寡妇正佝偻着瘦削的背，吃力地摇动辘轳打水。沉重的柳罐发出“吱呀——吱呀——”令人牙酸的声音，缓慢地升上来。
两人的目光，在清冷的晨雾中，有那么一刹那，短暂地相遇。
李寡妇像被火烫到，猛地低下头，更加用力地去摇那仿佛有千斤重的辘轳把手，干瘦的手臂上青筋毕露。浑浊的井水，一点点被提上来。
马高腿的脚步没有丝毫停留，推着自行车，驮着他那点寒酸的“家当”，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向自家那栋此刻看来异常冷清、高大的青砖院墙。车轮碾过村道上的土疙瘩，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身后，古老的辘轳，依旧发出“吱呀——吱呀——”的、单调而沉重的声响，缓慢地，一下，又一下，回荡在空旷的、刚刚苏醒的刘庄村上空，像一声声悠长而疲惫的叹息，为一段时代，划上了仓促的、并不体面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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