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东边天际才透出一点鱼肚白，村庄还沉浸在浓重的睡意与露水中。村口那棵百年老槐树沉默地矗立着，虬结的枝干湿漉漉的，偶尔滴下一两颗冰冷的露珠，砸在树下黄土上，悄无声息。一个佝偻的身影，已经扛着一根磨得油光发亮、泛着暗红色泽的枣木棍，一瘸一拐，缓慢而固执地挪出了村口。他的左腿明显比右腿短了一截，走起路来，整个身子便随着脚步大幅度地左右摇晃，重心不稳，像一棵被岁月和风雨吹打得根基松动、行将倾倒的老树，却偏偏不肯倒下。
那是马高腿。曾经刘庄村说一不二的生产队长，如今村里“最不体面”的人。
“政府早就有规定！新社会了，不能有要饭花子！你这是存心跟政策对着干，给我脸上抹黑！” 马赶明——他如今是堂堂正正的生产队长——站在自家新落成的、鹤立鸡群般的二层小楼的水泥阳台上，穿着簇新的蓝布干部装，望着父亲那摇摇晃晃、逐渐远去的背影，声音并不算太高，却足够让附近早起的人听见。他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仿佛要吐掉什么不洁的东西。
马高腿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他只是将肩上那根枣木棍握得更紧了些，粗糙的手指摩挲过棍身。这根枣木棍有些年头了，是老槐树上一根硬实的旁枝削成的，比成年人的胳膊还粗，沉甸甸的。棍身上，深深浅浅刻着好些道歪斜的划痕，那是他早年当队长、民兵连长时，每次“收拾”了不服管的刺头或“阶级敌人”后，用砍刀留下的纪念。每一道痕，都代表着一个被他用这根棍子，或至少是这根棍子所象征的权威，“教训”过的人。如今，棍子还在，刻痕依旧，拿棍子的人，却从施与者变成了乞讨者。
“当当当——当当当——”
生产队部方向传来清脆而急促的钟声，是新一天集体劳作的号令。马赶明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洪亮、充满朝气的声音开始吆喝：“上工了！都精神点！一队的去东洼地锄草！二队的继续平整打谷场……” 他的声音顺着晨风飘过来，带着一种崭新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马高腿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下撇了撇，扯出一个冰冷而满是讥诮的弧度。他没停步，继续朝着村外那条被夜露打湿的土路走去。脚上那双黑布鞋，鞋尖早已磨破了一个不小的洞，黢黑粗糙、趾甲缝里塞满泥垢的大脚拇指，顽梗地从破洞里探出头来，坦然沾着清晨冰凉的尘土。
“高……高腿爷，赶明叔说了，不让……不让您出村要饭哩……” 一个半大孩子，约莫十二三岁，面黄肌瘦，怯生生地从路边的草垛后闪出来，张开双臂，拦在了路中间。孩子眼里有恐惧，但更多的是对新队长命令的服从，或许还有对“工分”的渴望。
马高腿停下摇晃的脚步，眯起那双深陷在层层皱纹里、却意外地仍然锐利甚至有些凶狠的眼睛，盯着孩子。手中的枣木棍，被他手腕一抖，在掌心熟练地转了个圈，带起一丝微弱的风声。“小兔崽子，” 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树皮，“毛还没长齐，也敢拦你高腿爷的路？”
那孩子吓得浑身一哆嗦，脸色发白，但瘦小的胳膊却没有放下，声音带着哭腔：“赶明哥……队长说，谁放您出去……就扣谁家……十天的工分！我娘会打死我的……”
“工分？” 马高腿忽然从喉咙里发出一阵干涩、破裂的笑声，像老屋房梁突然折断，“那你让他扣去！我马高腿在这刘庄村活了五十六个年头，风里雨里，枪子儿都挨过，还没见过谁敢拦我的路！滚开！”
话音未落，那根沉甸甸的枣木棍骤然扬起，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破风声，呼地朝孩子的头顶扫去！孩子吓得魂飞魄散，尖叫一声，死死闭上了眼睛，等待着剧痛的降临。
然而，预期的重击并未到来。棍子只是带着风声，轻轻擦过孩子的头发梢，最后不轻不重地搭在了他瘦削的肩膀上。孩子颤抖着，惊恐地睁开眼。
马高腿已经收回了棍子，重新扛回自己那同样瘦削的肩头，看也不再看那吓傻的孩子一眼，身子一摇一晃，继续迈开了步子。那根探出破洞的脚趾，在黄土路上留下一个个歪斜的湿印。
这是1978年的深秋。中原大地刚刚熬过又一轮青黄不接的时节，空气里还残留着饥馑留下的、无形的紧绷感。马高腿不当生产队长已经整整三年了。自从三年前那场不体面的“辞职”，儿子马赶明踩着他的肩膀（或者说，踩着他的“罪状”）坐稳了队长的位子，他这个曾经威风八面的“老队长”，就日渐成了村里最不安分、最让新领导头疼的“麻烦人物”。不参加集体劳动（派给他的都是最脏最累的），不服从统一安排，如今，更是干起了这“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勾当——外出要饭。
“叮铃铃！叮铃铃！”
一阵清脆到刺耳的自行车铃声，急促地从身后追来，碾碎了清晨的寂静。马赶明骑着他那辆崭新的、漆水锃亮的“飞鸽”牌自行车，两条长腿蹬得飞快，车把上挂着的军绿色帆布包随着颠簸甩来甩去。他猛地捏闸，自行车在马高腿身前几步远“吱嘎”一声刹住，扬起一小片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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