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凤这辈子最提气的是生了七个儿子两个姑娘。接生婆刘曹氏第一次把那个紫红色的肉团子递到她怀里时，啧啧称赞：“金凤，你这肚子可真争气！头胎就是个带把的！”
那是在1940年的春天，村头的杏花开得正盛。徐金凤虚弱地笑着，心里像灌了蜜。丈夫马高腿更是得意，当场给刘曹氏包了个大红封——虽然里面只有五哥铜板，但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
“俺老马家有后了！”马高腿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炮，惊得老母鸡扑棱着翅膀满院跑。
第二年，徐金凤生了第二个儿子，从此像下水道堵塞一样，肚子一直没有反应。后来抢刘家大米那次，庞媛媛把她绑起来做“风花鸡”，似乎无意间把她生子管道打通了。在此后的十六年里，徐金凤的肚子就像永远不会空闲的田地，一茬接一茬地结果。老三傻三叫赶早、老四马赶晚、老五马赶春、老六马赶秋、老七马赶冬，最后还添了两个闺女，分别叫马烦弟和马烦子。
“金凤啊，你这可是九星连珠，福气大着呢！”村里的老人见了都这么说。
徐金凤内心深处也一直持同样的看法。尽管每天清晨她都要面对九个孩子像一窝嗷嗷待哺的小猪崽般排成一排吃饭的场景，这个画面总会在她心底激起一阵阵忧虑的涟漪。每当看到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她就不由自主地担忧：这么多张要吃饭的嘴，可怎么才能养活啊？这种沉重的压力时常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回想当年马高腿担任保长的那段岁月，家里的光景虽然称不上富裕，但好歹还能维持温饱，米缸里总有些存粮，锅里也时常能飘出饭香，至少不用为下一顿饭发愁。那段相对安稳的日子，现在想来竟像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变化是从马高腿不当保长开始的。
那天马高腿醉醺醺地回家，一脚踹开院门，惊得正在喂奶的徐金凤差点把老七摔在地上。
“凭什么？老子当保长这么多年，说撤就撤？”马高腿红着眼睛，一把抢过徐金凤手里的窝头塞进自己嘴里，“侯家那几个王八蛋，等着瞧！”
徐金凤没敢吱声，默默地把饿得直哭的老七换到另一边乳房。她知道丈夫的脾气，这时候多说一句就是一顿打。
果然，马高腿的怨气无处发泄，最后全落在了她和孩子们身上。他开始整天不着家，和麦黄少厮混。后来干脆干起了“要饭专业户”的营生，天南海北地跑，一年半载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不是醉醺醺地打人骂人，就是去找村里的寡妇麦黄稍。
养九个孩子的重担，就这样全压在了徐金凤瘦弱的肩膀上。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用她单薄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希望。每天东方刚泛起鱼肚白，村里还笼罩在晨雾中时，徐金凤就已经轻手轻脚地起床了。她必须赶在生产队上工的哨声响起前，为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准备好早饭。说是早饭，其实不过是勉强果腹的粗粮糊糊——那玉米面稀得能清清楚楚地照见人影，偶尔运气好时才能掺些晒干的红薯片，或是从田间地头挖来的野菜。即便如此，孩子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娘，我饿。”老五赶春总是头一个喊饿，这孩子生来胃口就大，偏偏又生在粮食匮乏的年月。他那双因营养不良而显得愈发大的眼睛，在瘦削的小脸上格外醒目，让人看了便觉心疼。徐金凤只能轻抚他的头，柔声安慰道：“再忍一忍，等秋收就好了。”可她心里明白，秋收后的粮食多半都要上交，家里的日子依旧会捉襟见肘。
徐金凤把自己的那碗糊糊倒一半给他：“快吃，吃了好长大个。”
等孩子们都吃完，她匆匆刷锅洗碗，然后扛着锄头往地里跑。迟到是要扣工分的，而工分关系到分粮的多少。
中午休息时间，别人都在树荫下打盹，徐金凤却要飞奔回家看看孩子们。最小的来娣还在吃奶，她得赶回去喂奶。
“娘，二哥抢我的鞋穿！”招娣光着一只脚，哭唧唧地告状。
徐金凤一边喂奶，一边从床底下掏出一只破草鞋：“先凑合穿着，等娘挣了钱给你们买新的。”
其实她心里清楚，哪来的钱买新鞋？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补丁叠补丁，直到烂得不能再补为止。
下午下工后，徐金凤还要去挖野菜、捡柴火。有时运气好，能在田埂上捡到几个遗漏的小红薯或者几粒掉落的豆子，那就是孩子们最好的零食了。
夜晚是最难熬的。九个孩子挤在两张大炕上，你蹬我我踢你，哭闹声此起彼伏。徐金凤常常要拍哄这个，安抚那个，等到所有孩子都睡熟，已是深夜。而她还要就着油灯微弱的光，补衣服、纳鞋底。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徐金凤的眼角爬满了皱纹，腰也渐渐弯了。刚过四十的人，看起来像五十多岁。
孩子们渐渐长大，饭量也越来越大。徐金凤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每顿饭她都是最后一个吃，而且只吃最少的那份。久而久之，她落下了胃疼的毛病，经常半夜疼得蜷缩在炕上，额头上全是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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