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事不止一桩。他收过邻村一头“快死”的病牛,瘦得皮包骨头,卧在圈里等断气。主人只想宰了卖肉,侯大良却出了个“活牛价”,把牛牵回家。请了老兽医,灌药扎针,自己守着熬米汤,拌黄豆饼,精心伺候了三个月。那牛竟缓过来了,长了膘,毛色也亮了。他拉到五十里外的集市,卖了个翻倍的价钱。
他还倒腾过化肥。那年春耕,县里分配的化肥不够,各村都急红了眼。侯大良不知从哪弄来一批“计划外”的尿素,解了村里的急。他卖得比供销社贵一点,但比黑市便宜得多。村里人念他的好,他也赚了差价,还落了人情。
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前年开春,侯大良推倒了祖传的三间土坯房,起了这栋青砖大瓦房。屋里摆上了“红灯”牌收音机,能收三个台;“飞鸽”牌自行车,锃亮的钢圈晃人眼;听说最近还在托人买“上海”牌手表,要那种带日期的。
人有了钱,腰杆就硬,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同了。马赶明在村里,为个工分分配,为谁家先浇地,为派谁去公社出民工这些事,绞尽脑汁,上蹿下跳,在侯大良看来,简直可笑。在马赶明眼里,指挥别人、受人敬畏、说话有人听,那是天大的本事,是“人物”的象征。可在侯大良看来,能让自己一家老小吃饱穿暖,能让婆娘戴上银镯子,能让娃们上学堂,能实实在在把钱揣进兜里、存进信用社,那才是真本事,是男人的担当。
他打心眼里瞧不上马赶明那套。觉得那是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是穷折腾,既发不了财,还得罪人,最后落一身骚。
两人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发生在秋收后的村民大会上。
那晚,大队部的院子里吊着一盏一百瓦的灯泡,昏黄的光晕在夜雾里化开,勉强照亮了戏台子改建的会台。飞蛾、蚊虫、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子,发疯似的围着灯罩撞,噼里啪啦,像下小雨。
台上,马赶明站在一张掉了漆的条桌后,唾沫星子在灯光下飞舞。他挥舞着手臂,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尖利:
“乡亲们!静一静!报告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攒动,旱烟味、汗味混在一起。男人们蹲在地上,女人们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孩子们在人群缝隙里钻来钻去。
“我在公社,在王乡长办公室,得了准信儿!”马赶明把“王乡长”三个字咬得特别重,“王乡长亲口跟我说,今年咱们马家村,公粮上交及时,超额完成任务,表现突出!公社领导都看在眼里!所以,明年开春县里的那个大型水利配套项目,优先考虑咱们村!”
他顿了顿,环视台下,很满意地看到不少人抬起了头,眼里有了光。
“大家想想!”他声音又拔高一度,手指向漆黑的夜空,仿佛在指点江山,“等那项目建成,水渠修到咱地头,闸门一开,清水哗哗流进来!旱天能浇,涝天能排!到那时,咱村的粮食产量,翻一番那是少的!翻两番都有可能!家家户户,粮囤冒尖,白面馍馍管够吃!”
他描绘的画面太美好,台下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几个老实巴交的老农,已经开始点头,嘴里念叨:“那敢情好……那敢情好……”
马赶明越说越兴奋,脸上泛着红光,仿佛那水利项目已经在他手中建成:“为了这个项目,我马赶明,这些日子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在公社领导面前,咱马家村的人,不能怂!这机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大家争来的!”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救世主”角色里,没注意到人群后排,侯大良双臂抱胸,斜靠在院墙边的那棵老榆树下,嘴角挂着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冷笑。
马赶明说的那个王乡长,侯大良恰好认识。上个月他去县里卖砖,在“工农兵饭店”请供销社的人吃饭,隔壁包间就是王乡长一伙。那王乡长喝高了,大着舌头吹牛,说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什么水利项目,县里根本还没立项,资金更是没影儿的事,所谓的“优先考虑”,不过是用来安抚下面这些整天要政策、要项目的村干部的空头支票,当不得真。
马赶明还在台上滔滔不绝,已经开始展望未来村里通了电、买了拖拉机、建起加工厂的美好蓝图。唾沫星子几乎喷到第一排人的脸上。
侯大良轻轻摇了摇头,像是看到了什么滑稽戏。他本来不想说话,可眼看台下不少人被马赶明忽悠得晕头转向,甚至有人开始盘算明年能多打多少粮,能盖几间新房了。
他直起身,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奇异地压过了场上的嘈杂,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
“赶明哥。”
台上,马赶明的话头戛然而止,像被掐住脖子的鸡。他扭过头,眯起眼,看向声音来处。
侯大良往前走了两步,从树影里走到灯光边缘,胖乎乎的脸上依旧是那副人畜无害的笑模样:“赶明哥为村里操心,跑前跑后,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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