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建国从屋里出来拿水喝，看到秀兰在整理衣物，随口问了一句：“妈今天好像又不高兴了？你在家是不是又惹她了？”
秀兰整理衣服的手一顿，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她每天像陀螺一样转，上班、做饭、洗衣、打扫，照顾老的伺候小的，换来的就是丈夫这样轻飘飘的一句质问？她深吸一口气，把那股酸涩压下去，声音疲惫而平静：“没有。饭可能有点硬，我跟妈解释过了。衣服，我明天再手洗几件她的。”
建国喝了口水，不以为意地说：“哦，妈年纪大了，你多顺着她点，别跟她计较。” 说完，就又回屋了。
秀兰站在原地，看着丈夫消失的背影，又看看盆里待洗的衣物，只觉得浑身冰凉。顺从？不计较？她还要怎么顺从？她几乎失去了所有自我时间，围着这个家转，却永远无法满足婆婆的要求，也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在那个“孝顺”的天平上，她做得再多，也似乎永远没有分量。而丈夫，只需要偶尔的陪伴，几句无关痛痒的关心，甚至只是沉默的存在，就能稳稳地占据“孝顺”的一端。
这种不公平像一根细刺，深深扎进她的心里，日积月累，隐隐作痛，却无法拔出。
这样的场景，在槐树屯，在无数个类似的家庭里，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李奶奶家，儿媳妇春梅每天早起给一家人做早饭，送孩子上学，然后去地里干活，回来还要喂猪、做晚饭。李奶奶却总跟人说春梅懒，地里的草没除干净，猪喂得不够肥。而她那个在邻镇打零工、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的儿子，每次回来带点水果点心，李奶奶就逢人便夸儿子孝顺，知道疼娘。
王婆婆的儿媳妇小芬，是个爱干净的，家里总收拾得一尘不染。王婆婆却抱怨小芬用消毒水拖地，味道难闻，嫌她把自己那些积了灰的老物件都扔了。而王婆婆的儿子，常年在外跑运输，除了按月寄钱，家里事一概不管。但在王婆婆心里，儿子是顶梁柱，是最大的依靠和骄傲，儿媳妇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还总是做得“不对心思”。
秀兰不是没有试图跟建国沟通。有一次，她实在累极了，对建国说：“你能不能跟妈说说，米饭我尽量做软，但有时候火候难免掌握不好，让她别总为这个生气。衣服我用洗衣机轻柔洗，其实比手洗摔打得更轻柔，而且晒干了也会软和些……”
建国却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打断她：“哎呀，这些小事你跟妈计较什么？她老了，糊涂了，你让着她点不就完了？我在外面忙一天，回来不想听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小事？” 秀兰看着丈夫，心一点点沉下去。对她来说，这些是日复一日消耗她精力和心力的“大事”，是压得她喘不过气的稻草。而在丈夫眼里，这只是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他永远站在一个“调停者”的位置，却从未真正理解她的处境，更不曾为她分担过任何实质性的压力。他默认了母亲那套评价体系，默认了妻子应该承担所有家务和照顾责任，也默认了自己在家庭劳务中的“缺位”是合理的。
秀兰不再说话了。她意识到，有些沟壑，无法用语言填平。
日子就这样流水般过去。直到那年秋天，张老太在院子里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需要卧床静养至少三个月。
突如其来的变故，像一块巨石，打破了家庭表面维持的平静。秀兰跟加工厂请了长假，专职在家照顾婆婆。端屎端尿，擦身按摩，一天三顿饭喂到嘴边，还要定时翻身防止褥疮。工作量陡然增加了数倍，秀兰常常忙得脚不沾地，眼圈乌黑。
建国一开始也很着急，守在母亲床前嘘寒问暖。但几天后，他的生活就逐渐恢复了“正轨”——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他依然会问母亲“今天感觉怎么样”，会叮嘱秀兰“细心点照顾妈”，但具体的、繁琐的、甚至有些脏累的护理工作，自然而然地全部落在了秀兰肩上。
张老太卧床后，脾气变得更加古怪。饭烫了凉了，水多了少了，翻身轻了重了，都能引来她的抱怨。她更加依赖儿子，建国在家的时候，她话就多些，精神也好些；建国一上班，她就常常沉默，或者对着秀兰挑刺。
有一天下午，建国厂里放假，在家陪着母亲。张老太拉着儿子的手，又开始絮叨：“建国啊，还是你疼妈……秀兰她，唉，给我擦身子手重，疼得我咧……喂饭也没耐心……”
建国听着，下意识地又想去“和稀泥”，对刚端着药进来的秀兰说：“你给妈擦身子轻点，妈年纪大，皮肤嫩。”
秀兰端着药碗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她看着床上抱怨的婆婆，又看了看一脸“公允”却置身事外的丈夫，这些年来积压的所有委屈、疲惫、愤怒，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沉默或辩解，而是轻轻地把药碗放在床头柜上，发出“哒”的一声轻响。她的声音异常平静，却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冰冷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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