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的灯光有些暗了，林秀云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汗，继续翻炒锅里的土豆丝。油烟气缠绕着爬上她花白的鬓角，在那里凝结成细密的水珠。窗外的天色已经暗透，对面楼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像无数双窥探的眼睛。
她关掉煤气灶，将菜盛进那只用了十几年的青花盘里。盘子边缘有一道细微的裂痕，是她三年前不小心磕的，当时周国强皱了皱眉，说了句“怎么这么不小心”。她没说话，只是用透明胶带从背面贴好，继续用到现在。
客厅传来电视的声音，是某个抗战剧的枪炮声。周国强靠在沙发上，眼睛半眯着，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打，跟着电视剧里的音乐节奏。林秀云端菜出来时，他抬了抬眼：“饭好了？”
“好了。”她简短地回答，又转身进厨房端汤。
这顿晚饭和过去三十年里的无数个夜晚没什么不同：两菜一汤，米饭蒸得稍软——周国强的胃不好。林秀云吃得慢，偶尔抬头看看丈夫。五十八岁的周国强头发稀疏了许多，但身板还算挺直。他专注地吃着饭，筷子精准地夹起肉片，很少碰蔬菜。
“今天去应聘了？”林秀云轻声问。
周国强咀嚼的动作顿了顿：“嗯，成了。下周一上工。”
“照顾那个偏瘫老人？”
“对，姓王，儿子在外地，雇人照顾。”周国强扒了口饭，声音含糊。
林秀云放下筷子：“一个月给多少钱？”
“三千。”周国强没有抬头。
“三千？”林秀云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这点工资太少吧？你为什么不让她多涨点呢？”
周国强终于抬起头，眼神有些躲闪：“人家病了，咋好意思涨呢？”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什么。林秀云看着丈夫，看着他微微下垂的嘴角，看着他不敢与她对视的眼睛。三十年了，她太熟悉这样的表情——每当他有所隐瞒时，就会这样。
她没有再问，只是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根土豆丝放进嘴里。味道有些淡了，她忘了放盐。
饭后，周国强又坐回沙发上看电视。林秀云在厨房洗碗，水流哗哗地冲过碗碟，泡沫泛起又破灭。她盯着那些转瞬即逝的泡沫，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那是1988年，她二十八岁，周国强三十。他们结婚五年，儿子刚满三岁。周国强在建筑工地打工，每个月回来一次，带回皱巴巴的几百块钱。她把钱仔细数好，留出一部分给儿子买奶粉，剩下的存起来，想攒够了换个大点的房子。
那天周国强回来得比平时早，脸上带着笑，从兜里掏出一个紫砂茶杯：“工头发的，说是好茶具。”林秀云接过来，杯身温润，刻着细小的竹叶纹路。她很高兴，不是为杯子，是为丈夫记得她爱喝茶。
晚上，她给周国强整理换洗衣服时，从他裤兜里摸出一张揉皱的纸。展开来看，是工资条，上面的数字比她知道的多了五十块。她捏着那张纸，在昏暗的灯光下站了很久。最后，她把它重新揉皱，扔进了灶膛。
火苗蹿起来，吞没了那张纸。林秀云转身，看见周国强已经睡着，发出均匀的鼾声。她走到床边，为他掖了掖被角。
那是第一次。后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工资条变成了口头说的数字，差距从五十变成一百、两百。林秀云问过，周国强总是有理由：工头扣了伙食费、工具损耗费、这个月活少……后来她就不问了。问有什么用呢？钱已经花了，吵一架也回不来。
碗洗好了，林秀云擦干手，走到阳台上。夜晚的风有点凉，她抱了抱手臂。楼下有对年轻情侣走过，女孩笑得很大声，男孩搂着她的肩。林秀云看着，忽然觉得那像是上辈子的事。
她和周国强也有过那样的时光。虽然穷，但周国强会在她生日时带她去吃一碗加肉的拉面，会把唯一一件厚外套披在她身上。她记得有一次她生病发烧，周国强守了一夜，用湿毛巾一遍遍给她擦额头。那时她觉得，穷一点没关系，苦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两个人一条心。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也许是从周国强换工作的频率越来越高开始。建筑工、装卸工、保安、送货员……他总说上一份工作太累、老板太抠、同事不好相处。每换一次工作，工资就变得更模糊一些。林秀云从不过问细节，只是默默地把家里的开支压了又压。
她开始上班，在纺织厂做女工，三班倒。下班后赶回家做饭、带孩子、收拾屋子。婆婆从不过来帮忙，反而常说：“我儿子在外面辛苦，你要多体谅。”林秀云体谅了，体谅了三十年。
儿子上小学那年，需要交一笔赞助费。林秀云算了算家里的存款，差得远。她跟周国强商量，周国强皱着眉：“那么多？学校是不是乱收费？”最后钱还是凑齐了，林秀云回娘家借了一半。周国强知道后，脸色难看了一整天，说这样让他在丈母娘家面前没面子。
林秀云当时想说：如果你挣的钱够，我需要去借吗？但她没说出口。她习惯了沉默，习惯了把话咽回肚子里。吵架要力气，而她太累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