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盆
老吴是在五月清晨发现那个花盆的。
他是这个小区的保安，干了六年，每天凌晨四点换班，打着哈欠在小区里转一圈。那天他转到七号楼背后，看见绿化带边上歪着一个陶土花盆，盆里的土翻出来，洒了一地。
他走过去，想把花盆扶正。手刚碰到盆沿，就看见土里露出一点白。
起初他以为是石头。用脚拨了拨，那白的轮廓更清楚了——是人的手指。
老吴往后踉跄了两步，后背撞在冬青树上。他张了张嘴，没喊出声。过了几秒钟，他掏出手机，手抖得按不准数字键，打了三遍才打通110。
警察来得很快，把七号楼整个围起来。老吴站在警戒线外头，看着那些人把花盆搬开，往下挖。挖了不到半米，就挖出来了。
是个女人。四十来岁，穿着睡衣，蜷成一团塞在坑里。脸已经看不清楚了，但老吴认得那件睡衣——碎花的，领口磨得发白，是七号楼302那个女人的。
他记得那女人，姓周，在小区门口卖煎饼。每天早上四点出摊，老吴换班的时候，她正好推着三轮车往外走，见了他就点点头，说一句“吴师傅早”。话不多，但人客气。
老吴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知道她一个人住，离了婚，儿子在外地上大学。日子过得紧巴，但从不拖欠物业费，见了人总是笑着的。
他站在警戒线外头，看着法医把那个碎花睡衣装进黑色尸袋里，拉链拉上的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在嘀咕：
“听说是借钱借的。”
“借给谁？”
“不知道，好像是老家的什么人。”
老吴没听清后面的话。他只是盯着那个黑色尸袋，想着每天早上那一声“吴师傅早”。他想，往后不会再有人跟他说这句话了。
二、四万块
案子破得很快。
杀人的人姓李，三十二岁，是周素芬的老乡。两个人是一个村的，周素芬出来二十年，李国柱出来三年。李国柱在工地上扎钢筋，周素芬在小区门口卖煎饼，平时没什么来往。
去年秋天，李国柱来找过周素芬一次。老吴记得那天，李国柱站在煎饼摊子前头，说了很久的话，周素芬一边摊煎饼一边摇头，后来李国柱走了，周素芬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
老吴当时没多想。这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多了，谁还没个难处。
他不知道那天李国柱是来借钱的。李国柱说他老婆生病了，孩子在老家等着交学费，工地上的活停了三个月，一分钱没拿到。他说了一大堆，周素芬听着，最后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写了个号码给他。
“我手头也没多少，”她说，“回头我问问银行，能贷出来多少算多少。”
李国柱千恩万谢地走了。
过了半个月，周素芬去银行贷了四万块。她每个月卖煎饼能挣两三千，刨去房租和孩子的生活费，剩下的全攒着还贷。银行说分两年还清，每个月还一千八。她算了算，挤一挤，能挤出来。
她把钱转给李国柱的时候，李国柱跪在地上给她磕了个头。
“素芬姐，”他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辈子我当牛做马报答你。”
周素芬把他扶起来，说：“好好干活，把日子过好就行。”
那时候是九月。树叶子还没黄，天还热着，周素芬穿着那件碎花睡衣，站在出租屋门口，看着李国柱走远。她不知道这个人回头看她那一眼，眼睛里已经没光了。
三、催
十一月的时候，周素芬给李国柱打了个电话。
不是催他还钱。是她儿子要交下学期的学费了，她手头差两千块，想问问李国柱能不能先还一点，两千也行，三千也行。
李国柱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素芬姐，”他说，“我现在手头也紧，你再等等。”
周素芬说好，挂了电话。她又去找别人借了两千，把儿子的学费凑齐了。
腊月里，李国柱来找她，说工地上发了一部分工资，先还她一千。周素芬接过那一沓皱巴巴的钱，数了数，正好一千。她心里暖了一下，说：“不急，你慢慢还。”
李国柱站在门口，没有进屋。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说：“素芬姐，你放心，我一定还你。”
周素芬说我知道。
那天晚上，周素芬给儿子打电话，说那个借钱的叔叔还了一千，人还挺讲信用的。儿子在电话那头说，妈你别太信别人，现在借钱不还的人多了。周素芬说不会的，他是我老乡，一个村的，不会的。
年后李国柱又还了五百。周素芬把账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四万，还一千五，剩三万八千五。
三月的时候，她再打电话，李国柱没接。打了三天，终于接了，李国柱说工地上出了点事，钱还没拿到。周素芬说没事，我就是问问。
四月，五月，六月。电话越来越少打通。偶尔打通了，李国柱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急。有一次他说：“素芬姐，你别催了，我还能跑了不成？”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