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道理来约束臣下，当了汉朝的丞相，张汤用苛刻的法律来断案当了廷尉，于是就有了“见知法”，而那些故意阻挠、破坏、诽谤、彻底追查治罪的案件也多了起来。第二年呢，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迹象暴露了出来，公卿们就顺着线索去查处，结果牵连了一大帮党羽，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万人。这样一来，官吏们就变得更加严厉苛刻，法令也变得明察秋毫。
那时候啊，朝廷还招募了很多品行端正、贤良文学的士人，有的还当上了公卿大夫。公孙弘当了丞相，生活简朴，吃饭也不讲究，给天下人做了个好榜样。可是啊，这种风气对社会并没什么好处，大家还是越来越追求功利了。
又过了一年，骠骑将军再次出击匈奴，俘虏了四万人。秋天的时候，浑邪王带着几万人来投降，汉朝就派了两万辆车去迎接他们。他们到了之后，都受到了赏赐，连有功的将士也都有份。那一年啊，花费了上百亿的钱财。
在这之前啊，十多年前黄河决堤，梁楚一带已经遭受了好几次水灾了。那些沿河的郡县虽然修了堤坝想挡住河水，可是总是被冲毁，花费的钱财也是数不胜数。后来啊，番系想节省底柱的漕运费用，就挖了汾河、黄河的渠道来灌溉农田，结果动用了好几万人。还有郑当时觉得渭河漕运路线太远，就挖了条直渠从长安到华阴，也是好几万人干的。朔方那边也挖了渠，也是好几万人。这些地方挖渠都挖了好几期，工程还没完成，花费也都是上亿的钱财。哎，那时候啊，真是劳民伤财啊！
那天子为了攻打匈奴，可是大力养马，长安城里吃得马儿们数以万计。可是啊，关中地区养马的人手都不够用了，得从旁边的郡县调人来帮忙。而那些投降的胡人，衣食住行都得靠国家供养，国库都快被掏空了。天子为了省钱，连自己的伙食都缩减了，连拉车的马都减少了，还拿出皇宫里的珍藏来补贴。
第二年呢，山东地区遭了水灾，老百姓饿得慌。天子就派使者去把郡县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救济灾民。可是啊，这点粮食哪够啊，于是又号召那些有钱人互相借贷。但这还是不够啊，最后只能把贫民都迁到关西去，还有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一共有七十多万口人呢，他们的吃喝都得靠国家供应。过了几年，国家还给他们分了产业，使者们分片管理，那场面，真是冠盖相望啊。不过啊，这些花费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国库就这么被掏空了。
而那些富商大贾呢，他们可没闲着，趁着这个机会囤积居奇，转手就赚个百八十倍的利润。那些被封为贵族的人，都得低头向他们求食。这些商人搞冶炼、煮盐，有的家财都累积到万金了，可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却一点忙都不帮，老百姓可真是遭罪啊。于是天子就和公卿们商量，决定改革货币制度，多造点钱来应急，顺便打击那些浮华奢侈、兼并土地的人。
那时候啊，皇宫里有白鹿，少府里又有很多银和锡。自从孝文帝时候开始造四铢钱，到现在都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开始呢，因为用的少，所以县官们经常把铜山开出来铸钱。老百姓也跟着偷偷铸钱，多得数不完。结果呢，钱越来越多，却越来越不值钱；东西越来越少，却越来越贵。有关部门就说了：“古时候啊，有皮做的货币，诸侯们用来进贡和送礼。金子分三等，黄金最好，白金次之，赤金最差。现在半两钱法定重四铢，可是有些奸商就偷偷把里面的铜刮出来，钱就越来越轻，东西就越来越贵。这样一来，远方的人用货币就特别麻烦，还不划算。”于是呢，他们就决定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边上绣着漂亮的花纹，做成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和宗室的人来朝见或者送礼，必须用皮币裹着玉璧，这样才行。
另外呢，他们还用银和锡造了白金。他们觉得啊，龙是最尊贵的，马是最有用的，龟是最长寿的，所以白金就分成三等：第一等重八两，圆圆的，上面刻着龙纹，叫“白选”，价值三千；第二等稍微轻一点，方方的，上面刻着马纹，价值五百；第三等更小，扁扁的，上面刻着龟纹，价值三百。他们还下令让县官把半两钱销毁，重新铸三铢钱，钱上的文字和重量相符。对于那些私自铸钱的人，一旦发现就处死。可是啊，这些规定根本没用，官吏和老百姓还是偷偷铸白金，多得数不完呢！
那时候朝廷为了搞钱，就让东郭咸阳和孔仅这两位大佬当大农丞，专门负责盐和铁的事务。这桑弘羊呢，因为擅长算数，就当了侍中。这东郭咸阳啊，可是齐地煮盐的大佬，孔仅呢，是南阳冶炼界的大佬，两人都是家财万贯，所以郑当时才推荐他们。而那桑弘羊呢，虽然是洛阳的一个商人之子，但心算能力超强，十三岁就当了侍中。这三个人啊，谈起利益来，那可真是精细到秋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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