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自幼聪颖好学且十分勤勉，涉猎广泛。14岁时考中秀才，进入衡阳州学读书。湖广提学佥事王志坚欣赏王夫之才能，荐其入衡阳县学。此后，王夫之连续三次赴武昌应乡试，均受挫落第。崇祯十一年（1638年），20岁的他游学长沙岳麓书院，参加了“行社”，次年在衡州组织“匡社”。
崇祯十五年（1642年），24岁的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好友管嗣裘等考中举人。中举后，王夫之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政治生涯。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展现出他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
顺治初年，他投靠永历帝朱由榔，参加反清斗争，并就任正八品的行人司行人。但后来在永历政权中，他因营救好友金堡，接连三次上疏控诉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王化澄大怒之下想置他于死地，王夫之因此愤激咳血，若非有人施以援手，他几乎命断异乡。
经历这一遭遇，加上临时寄居的桂林又被清军攻占，王夫之带着家属返回衡阳，心灰意冷的王夫之也不再介入政事，从此40年没有离开过湖南。
王夫之的哲学，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将古代哲学发展推向高峰。其哲学思想在“气”“理”、历史进化论以及知行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进展。
他强调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的学说思想是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资源之一，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与王阳明的思想相比，更具广泛性和综合性。
王夫之在本体论上提出“气者，理之依也”，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打破了传统儒家以“理”或“心”为世界本原的观念。
这一观点让人们以客观的视角认识世界，摆脱主观臆断和迷信，在实际生活中能做出更科学的决策。而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人的内心，侧重于通过内心的反省和觉悟来认识世界。
在知行观方面，王夫之主张“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探索、尝试，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相结合，对推动社会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更多地侧重于道德层面的自我修养。
王夫之深刻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能为当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教训。王阳明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心灵境界的提升上，对历史发展的关注相对较少。
王夫之的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其对历代王朝兴衰的分析可让统治者更明智地制定政策。重视实践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在个人成长方面，也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指导。相比之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实用性方面相对局限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心灵成长。
王夫之在石船山隐居四十年，他一门心思扑在着书上。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有时候连纸笔都得靠朋友帮忙送来，但他还是不停地写啊写。
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号叫“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就是不想和清朝统治者有啥瓜葛，始终保留明朝时期的服饰，体现了他作为明朝遗民的气节和对故国的忠诚。他被堪称明朝最后的脸面之一。
到了1692年，王夫之去世了，活了74岁。他在石船山的这四十年隐居生活，着书百余种、四百多卷着作，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天文、历算等各方面。代表着述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等，同治二年，其着作被编为《船山遗书》。
顾炎武（1613 年 - 1682 年 ），江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人，学者尊为亭林先生，与归庄有“归奇顾怪”之称。
他十四岁考中秀才，此后屡次参加乡试皆败，二十七岁时最终放弃科举考试，退而读书着述。
顾炎武通经史百家，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以及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他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的乾嘉学派很有影响。
标举“经世致用”，指出“舍经学无理学”，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音韵学方面，阐明音学源流，分古韵为十部，有承前启后之功。着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崇祯十七年，他投身于抗清义军之中，积极开展抗清活动。历经诸多坎坷。先是遭遇家仆告发，随后不幸入狱，处境极为艰难。
顾炎武在抗清失败后，长期隐居约三十七年。在隐居期间，他致力于着书立说，以笔为武器。最终，在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黄宗羲（1610 年—1695 年），浙江余姚人，是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党名士，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害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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