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天是有形的。
或者说他把《天问》说不清的问题具体讲明白了。
尽管这只是他的理解。
他并没有探讨形而上的东西，并没有回答遂古传道的问题，
但他传了他理解的道。
他传的道分为《天论》上中下三部分；
其目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他的天尽管有形，但里面含有自然天道在其中；
对于人而言，无法理解无形的事物，尽管有形化后就不能和无形的道完全等同，但这就是人类不能逾越的局限。
自然天道和神灵天道对应，自然天道为基础的话，认识自然，掌握规律，就可以“天与人交相胜”。
比如小船不抗风浪，造大船就会好些。
至于后来儒家继续发展德治，发展人的伦理为人生幸福的根本的方向，其采用的道路却偏向礼治，礼治上升到礼法，变成礼制，其实有些是儒家没落的体现了；
就如后期的基督教只会讲些夫妻之道，男女相爱，而其他军政法理，社会发展，大是大非都插不上嘴一样。
诚然道德礼法也是法的一部分，就如婚姻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但是，天问，是向生之道；
礼教，是取死之学。
因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起源与保障都在于天。
故天是人心灵终极安息之所，是欢喜快乐的动力之源。
道德，是约束，也是保障。
偏离天道的，是恶，是不法。
恶展现，法兴起。
法以明文揭示人的行为的对错。
当文明兴起，或者说有史以来，法就是累积递增的愈发庞大。
这是好事，说明有圭臬指导人生；
也是坏事，暗示人类罪恶增多。
进一步说，文明本就在罪恶之上兴起。这个具体说起来比《天问》还难。
简单的说，无为才是正道，有为已经堕落了。
那么懒人是不是符合无为而治呢？
懒人是指不劳而获，不是正道。
有些隐者反而是正道。
隐者有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
风云考虑阴阳两隔，屈原现在未必对《天问》再感兴趣，也没有追问他这件事。
他作为矛盾的活人，还是停止不了思考。
人生是简单的，就是正直与乖僻，是否向天为公的选择。
人生也是复杂的，因为路上总是坑坑洼洼，或深渊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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