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糜烂，朝廷羸弱，天下大乱，纷争不休。身在河北的王松，却还在为怎样打出去而犹豫不决。
如何开始，又从那里开始，如何布局？
从头再来，说起来容易，可是要做起来，千头万绪，纷扰繁杂。事关千万人的生死，战局的成败，自然要审时度势，慎之又慎。
现在可不比以前，没有多少机会给他挥霍。数万战死沙场的猛将精兵，也让王松，变得有些畏手畏脚。
失去了才觉得珍贵。没有了董平、徐虎、杨进、李孝春这些悍将，让王松总是觉得若有所失，也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果断。
就像那郑雄，一门三杰，兄弟三人，两个死在了府州，也难怪郑雄心有怨言。王松自己，也是觉得对不起他。
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府州的教训太过刻骨铭心，以至于王松有些优柔寡断。他还是担心，仅靠上万新兵，一旦出了岔子，那便真是没了后路。
若是强行尽纳旧部，便和大宋朝廷起了冲突。冲突倒是不怕，可是在大义上，可就失了先机。
这可不是后世民智开启，思想自由的时代。忠君爱国，皇权至上，尊卑有别深入骨髓，王松想要竖旗，大宋朝廷这一关，是道大难题。
不要说大名鼎鼎的岳飞、宗泽等名臣对大宋朝廷忠心耿耿，即便是忠义军军中，心向朝廷的将士也不在少数。
基于此，自王松病愈来到河北，练兵便成了忠义军的头等大事。
他要重整旗鼓，重练一支强军，一支新军，来弥补府州之战的损失。
因而，募兵也是十分谨慎，练兵尤苦。
忠义军练兵，首重军纪。士兵平日的教导，尤其推崇牺牲和服从。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素质，王松也是刻意地提高将士的社会地位，提升军人荣誉感。
做法上，除了以律法保证军人在平日的社会活动中“军人优先”，还增加士兵的军饷和抚恤，专门设立退役军人安置管理部门，尽量使军人没有后顾之忧。
王松就是要通过提升军人的政治地位，来提倡整个民族的尚武之气，打压本朝立国以来的“以文制武”之风。
一个小小的文臣，也敢在大殿之上，对建功无数的武将呼来喝去，极尽侮辱，武将的尊严何在？
他王松，被这些好事之徒口诛笔伐，攻拮不断，甚至敢扣兵不发，不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没有了这些“贼配军”、“丘八”们去保家卫国，守护疆土，这些士大夫们又如何能安然风花雪月，谈诗赋词？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窃取了江山，其位不正，自然对武将大肆打压，“杯酒释兵权”，解除武人兵权。有宋一代，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将在中御，文臣统兵，武将已毫无地位和尊严可言，军事上焉能不败!
为防“藩镇之祸”而大兴文风，致使民族尚武之风尽失，军人血性全无。即便有了“宋词”，也不过是妖娆有余，血性不足。
汉唐雄风，中华强盛，蛮夷慑服。自宋以来，存天理，灭人性，“中庸之道”大行其道，尚武之风荡然无存，中华衰弱，不可避免。
王松所作所为，就是要重振国民的尚武雄风，重现汉唐雄风。而“中庸之道”这些理学的东西，他一定会极力打压，不让其沉渣泛起，毒害民心。
上万之众，听起来兵强马壮，可是和数十万骁勇善战的女真大军相比，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如今的忠义军，都是天壤之别。
快意恩仇，铁马秋风，气吞万里如虎，世间无容易之事，尤其事关重大，家国天下，不是横冲直撞的任意妄为。
不破不立，昔日的荣光已经远去，前方的征程道阻且长，从头再来，就得把步子踩实了，不再摔跟头。
自金人大军南下，兵祸不断，汴河、永济渠漕运受阻，南方粮食难以运送到黄河以北，河北的粮食供给，就愈发地艰难起来。
历来都是粮食南运，两淮、江南都是粮食供应之地。河北虽是平原，粮食也能自给，但金人南下，百姓逃亡，良田荒芜，无人耕种，兵祸战事，这粮食就成了稀罕之物。
河东还好，王伦在河东屯田营田，所收入的粮食，还可以自给自足。河北地面兵事连连，没有粮食供给，用不了多久，就会陷入窘境。
“归根结底，还不是番贼作恶。要不是他们挥兵南下，烧杀抢掠，运河阻塞，我忠义军又怎会缺衣少食，造好的铁器玻璃，肥皂香皂、蚊香都运不出去!”
赵云愤声道:“若是番贼如此下去，河北还不知会成什么样子。相公，如今之计，咱们得杀出去了。”
这些两河之地的义士，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民生疾苦深谙于心。金人肆虐两河，官军无能为力，最痛心疾首的莫过于他们了。
“赵云，你这话可是说到了根上。总不能坐以待毙，活人哪能让尿憋死。”
王松点点头，沉声道:“忠义军是到了杀出去的时候了。番子作的恶，总得有人来阻止。失地，也得一步步都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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