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三人同行则损失一人，一人出行则得到朋友。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而易经则曰：三人行则损一人。
条件相同，结果却不同，为什么？
因为心态不同。
我们如果抱着学习的心态，虚心学人之所长时，三人行必有我师。但往往人多则相疑，且观点也是见仁见智，不尽相同，那么三人同行则必有一人被伤害。好比王安石变法，朝堂之上有支持的，有中立的，也有反对的。结果反对者一派大多被贬谪外放。
另一方面，人是群居动物，独自一人出门在外，不仅感到孤独，而且势单力薄，反而更容易交到朋友。
苏轼也是新法的反对派。司马光去职离京这一年，苏轼也曾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他主要针对的，还是青苗法。
青苗法，早在唐朝中后叶就已经有了，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与唐朝略有不同，试图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抑制民间高利贷、保护和赈济民户。
出发点是好的，问题在于能实现吗？
民以食为天，米面粮食向来是国家战略物资。缺粮或粮价高，都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需要国家出台制度，囤积粮食且调控粮价。
宋朝的应对措施是设置常平仓：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也就是说，丰年时以高于市场价收购老百姓的余粮，防止谷贱伤农，荒年时则适量降低米价放售米粮，以平抑物价，赈济百姓。
王安石认为旧有的常平制度过于呆板，于是在原有基础上做了些许调整。他将常平仓、广惠仓等国家粮仓的储备粮食折算为本钱，然后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放贷给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
这么做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试图在不加重农民负担的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达成目的的关键是，通过国家放贷来替代民间高利贷，将利钱收归国有。
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并非没有事实依据。当时，有些地方政府已在探索通过有息贷款救济百姓，以防止高利贷盘剥并增加政府收入。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时，也曾亲自实践过，效果非常不错。
但当他在全国推行青苗法时，在实际执行中暴露了许多问题。
首先，利息并不低，最高可达三四分，而且不能随借随还。
其次，当放贷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和政绩考评指标时，地方官吏就会以权力强行放贷，让本无需要的老百姓也要借贷，以增加业绩。
光以上两条，青苗法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放高利贷的苛政。
相比起来，民间借贷是自愿行为，可随借随还，还不了还能拖欠一些时日，比起青苗法反而更有优势。
苏轼不仅上书直陈新法弊病，还利用所长写诗反映问题。他的组诗《山村五绝》，就集中反映了新法实施后对农村造成的危害。其中一首七绝就描述了青苗法的危害：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手持竹杖藜草裹饭匆匆赶路，借贷来的青苗钱转手就已花光。农村的孩子们大半到城市游荡，他们学会了城市的语言，却荒废了农耕生产。
论官位，苏轼在当朝宰相王安石面前，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还远远不够看。但苏轼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大宋朝最顶流的文艺明星。在当时，他写的诗词恐怕比周杰伦的歌还要流行，绝对风靡大街小巷，以致家喻户晓。
苏轼如果只上几个奏折，给皇帝写几个内参，王安石只是微微一笑，未必会放在心上。但苏轼的诗，相当于顶流网红在互联网上发了一篇阅读量破千万的帖子，这影响就闹大了。
王安石出离愤怒，于是安排御史上书弹劾苏轼。苏轼自请外放，被授予杭州通判。这对苏轼来说，应该属于提拔重用。
通判的全称是“通判州事”，相当于副知州，且有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苏轼在杭州三年，配合杭州知州，为杭州人民做了许多实事，比如为杭州治理水旱蝗灾，开挖六井解决老百姓饮水难问题等等，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
公元1074年秋，苏轼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妥妥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在这里，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思绪纵横天地人间，创作了令“余词尽废”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⑽，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他在密州两年，捕蝗救灾，惩治盗贼，登台求雨，尤其他举全州之力抢救弃婴的举动，充满人道主义色彩，成为千古美谈。
密州本是贫困山区，加上连年饥荒，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婴儿丢弃道旁。苏轼一边开仓放粮解百姓燃眉之急，一边上书朝廷请求拨款救灾，他自己则与百姓同甘共苦，经常采摘野菜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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