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背后为“兴国广嗣”服务的真实目的以及与官方相一致的“阳尊阴卑”观念，证明《太平经》所提出的理论，未打破既有社会性别秩序，是激进性别观念之述。
要知道，《列仙传》中所记录的七十余位仙人中，仅有六位是女仙。
江妃二女、弄玉、钩弋夫人、毛女以及女丸。一眼即可看出，女性仙神之数量占比，少之又少。
算起来不足所述十分之一，而且在记载形式上，也并未对每一位女仙都单独记述，把“江妃二女”混同记于同一篇章中，“弄玉”更是只记于其丈夫萧史篇中。
除此之外，在成仙方式上，更未尽详实。除“江妃二女”本为神人和“钩弋夫人”生有异能之外，其余皆写与男性相关，或是由男性相助得道成仙。
“江妃二女”其原型，本为“汉水游女”，在《诗经》中已曾有描写，但仅以一句话概括之，是一个抽象空泛的形象存在。而随着时代演变，在《列仙传》中呈现出一个较为具体完整的故事。
刘向用“不知其神人也”点明江妃二女的神仙身份，并通过玉佩凭空消失，二女转瞬不见等描写，加强其女仙神秘色彩。
“汉水游女”从笼统抽象的美好形象，转变成为具体清晰的仙女形象，是刘向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以及道教教义而做出的改写作业，使其符合道教宣扬女性成仙、仙女赠佩等观念，为发扬道教长生修仙之思想服务。
而“钩弋夫人”原名钩弋夫人，《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她是汉武帝的妃子，汉昭帝的生母，因居住在钩弋宫而得名，《汉书》中亦有其身份记载。
但在刘向所着《列仙传》中，她被塑造为一位生有异能的女性，自小便手握玉钩，有“贵人气”，因此被汉武帝宠幸，原本因居钩弋宫而称的钩弋夫人也变为因其异能而称。
刘向将历史人物神仙化，又将神仙历史化，每一处书写都是为了强化其神仙特征和女仙形象，以致为道教成仙思想服务，宣扬道教教义。
由成仙人数、成仙方式两方面来看，《列仙传》中男性较于女性占据绝对优势，女仙数量稀少、地位低微，依附性明显，未成独立体系。
究其原因，在《列仙传》创作年代，儒家“三纲五常”伦理体系形成并一时占据“独尊”地位，制度安排多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上所建构的性别秩序中女性处于底层与边缘。
儒家以“服”“顺”为美德，妻子需以丈夫为尊，女子是被男性主宰和塑造的客体，在此种观念影响下，仙传书写中女仙也被刻画为依附男仙的客体。
而且因《列仙传》作者刘向思想中渗透着儒道二家的因素，二者对立融合，于其书写创作中也会体现儒家思想。
《务光》篇中，就有言：“废上，非义也；杀人，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
此句话明显含有儒家“仁义”道德思想。所以，《列仙传》虽为道教仙传，但受创作时代社会的正统观念以及作者个人的主观价值影响，其不可避免带有儒家思想与色彩。
《列仙传》中书写的女仙故事虽少，且女仙处于依附男性的劣势地位，却也在无形中告诉社会上的女性：神仙确有，无论男女皆可成仙。
这会为当时社会中受到严格礼教束缚、被“贞顺”所压迫的女性提供一种精神疏解，给当时女性并不宽裕的人生选择增多一种可能性。
魏晋时期，道教的新发展与女性观念的新突破
魏晋时期，天灾人祸频仍，社会动荡剧烈，思想自由开放，各民族融合不断加深，思想碰撞激烈，社会文化丰富多元。
在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魏晋时期的道教和女性观具有独特的存在形式和理论内容，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
道教为适应社会变化，不断自我变革、分化转型。为更好地宣扬教义，道教各神仙传记中对女性的书写日益增多，所构建的女仙形象也逐渐变得自由多样。
受魏晋时期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其女性观与之前的朝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魏晋是一个黑暗动荡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情感激荡的年代，它思想解放、学术开放、民风自由，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转折点。
在儒学衰落、玄学兴起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经学失去了统治地位，繁琐刻板的礼仪道德规范似乎也失去了权威性。
而且，魏晋时期的文人志士在玄学的影响下，大多追求自由、崇尚自然，推崇人格美和艺术化的人生，形成了“魏晋风流”。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人们对女性的看法和评价也具有了进步性，不再局限于以儒家三从四德等标准来定义女性。
他们逐渐重视女子的品德、才情、风度等方面，塑造出了有别于以往的时代新女性。
而魏晋时期道教的新发展与女性观念的新突破，则影响并改变着该时代道教女仙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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