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竟然没人注意到史蒂芬·布莱克的症状和坡夫人一模一样。他也说自己劳累不堪、浑身发冷。两人都很少开口，然而只要讲话，便都是一副低沉、疲惫的神情。
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位是官太太，一个是男管家，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挡住了别人的眼睛，哪儿还能看出相似的症状？男管家有活儿要干，必须干完，史蒂芬不能像坡夫人那样，往窗户边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一句话也不讲。同样的症状，放在坡夫人身上，那是“贵体欠安”；换了史蒂芬，至多也就是“精神低落”而已。
沃特府上的厨子约翰·朗里奇三十多年来一直有精神忧郁的毛病，他立刻把史蒂芬收作“郁”气相投的同志。可怜这约翰，他倒也乐得找到个难兄难弟。晚上，每当史蒂芬双手抱着脑袋，坐在厨案边，约翰·朗里奇便也过来，坐到他对面，递个安慰话。
“我理解您，先生，特别理解。布莱克先生，精神低落是人生最大的折磨。有时候，在我看来，整个伦敦就像放凉了的豆粥，一样的灰扑扑、稠糊糊。人们一个个长着凉豆粥脸，凉豆粥手，走在凉豆粥一般的大街上。唉，当时我那叫一个难受！天上的日头都是凉的、灰的、稠糊糊的，给不了我一丝暖气儿。您也时常觉着周身冷冰冰的吗，先生？”约翰伸手摸了摸史蒂芬的手。“啊，布莱克先生，”他说，“您这手凉得跟坟上的碑一样啊。”
史蒂芬觉得自己仿佛梦游一般，不像活着，到哪儿都像做梦。哈里大街的宅子是梦里的所在，宅子里的仆人们也是梦里的角色。他梦见自己手上的活计，梦见自己的朋友，梦见布兰迪太太；有些时候，他会梦见一些怪事——虽然在心底某个偏僻的小角落，他隐隐约约知道自己并不该觉得奇怪。有时候，在哈里大街宅间的走廊或是楼梯上，他一转身，就会发现新的、从来没在宅子里见过的走廊与楼梯，通向远方。这情景，就仿佛整栋宅子突然搬进了一所更大、更古老的建筑里面。走廊上方出现了石头砌成的穹顶，积满了灰尘，处处是暗影。脚下的台阶和地板变得残破不堪、坑洼不平，不再像人造的建筑，更像是野外的顽石。最为奇异的是，史蒂芬竟然对这些亦真亦幻的厅堂相当熟悉。他自己也说不清来由，有时候突然就想起来：“是的，拐过那个弯就是东方兵器室。”要不就是：“那边的楼梯上去就是开膛手之塔。”
每当他看到这些走廊，或者说，有时候他没真正看到却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他的精神就会稍好一点，有一点回到过去的意味。身上仿佛被冰封住的那块地方（是心还是神？）融了几毫厘，思维、兴趣和情感重又在血脉里跳动。然而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能提起他的兴致，再没有什么能抚慰他的空虚。四处皆是暗影、虚无，两耳嗡鸣，眼前一片灰扑扑。
有时，他心绪不宁，只好独自一人冒着寒、摸着黑，绕着梅费尔和皮卡迪利走上好久。2月底的一天晚上，他发觉自己溜达到了牛津大街的“沃顿记”咖啡馆门口。这地方他熟得很，顶层是“黎明男儿”的专座。“黎明男儿”是伦敦大户人家里高级男仆组织起来的同乐会，会员里比较显焕的人物有卡斯尔雷子爵的男仆、波特兰公爵的车夫，史蒂芬也算是其中之一。每月第三个礼拜二，“黎明男儿”都要聚上一次，找找乐子，跟伦敦任何社交圈子一样——吃点儿，喝点儿，赌上几把，谈谈国事，道道府上太太小姐们的短长。即便没赶上正日子，哪位“黎明男儿”若刚好没事，也爱溜达到沃顿记咖啡馆的二楼，跟在座同僚一道休闲休闲。史蒂芬走进咖啡馆，沿梯上了楼。
顶层的陈设跟城里类似场所大同小异。屋里烟雾弥漫，不过只要是男士们的休闲场所，便都是这般光景。地板、墙围都由深色的木板铺成，同样的木板又将整层楼划分成一座座小隔间，客人们于是能够独享一方木头小天地。脚底下不铺地毯，地板却是十分光洁，扫地的锯末每天都换。桌上铺着白布，油灯干净透亮，灯芯也修得齐整。史蒂芬找了个单间坐下，点了一杯葡萄牙甜酒。酒端来，他就愁眉苦脸地盯着杯子看。
平时，只要是同乐会的会员经过史蒂芬的单间，都站住脚跟他聊几句，史蒂芬也抬抬手，冲他们心不在焉地打个招呼。这会儿，他连话都懒得答。这些人从门口过了得有两三次，史蒂芬忽听得有人低语，内容却格外分明：“你不理他们就对了！说了归齐，无非是些下人粗人。有我扶助你，将你送上尊贵与荣誉的顶峰，等你有了应得的地位，想起当年断了跟这班人的交情，你就踏实了。”声音不高，却盖过了四周同乐会其他客人的欢声笑语，史蒂芬听了个真真切切。他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低语声足以穿透顽石、钢铁；仿佛就算从地底深处传来，余音仍在耳畔；仿佛话音一响，是金刚钻也会碎裂，是人便发了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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