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种下去半个月,苗就出来了。
赵老栓天不亮就跑到地里,蹲在田埂上,眼睛盯着那些刚冒头的嫩芽,半天没动。赵栓柱从马车上跳下来,把那颗旧道钉在车板上敲了一下,叮,跑过去蹲在赵老栓旁边,也盯着那些嫩芽看。
“出来了。”赵老栓的声音有点发颤,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一片嫩叶,叶子只有指甲盖大,嫩绿嫩绿的,上面还挂着露珠。
叶明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颗新道钉,在地上划了一道浅沟。苗出得齐,十有八九都冒了头,没有缺苗断垄。福建那个老农的法子管用,草木灰抹切口,深翻土,底肥足,水浇透,一样都不能少。他把那颗新道钉攥在手心里,站起来。
“赵大叔,从今天起,每天浇一次水,不能多,不能少。地皮干了就浇,不干不浇。水多了烂根,白忙活。”
赵老栓站起来,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从腰后抽出旱烟袋,点上,吧嗒吧嗒抽了两口。“大人放心,俺种了半辈子地,浇水的事,不会出错。”
苗长得很快。不到十天,藤蔓就爬了一尺多长,绿油油的,铺了一地。赵老栓蹲在地头,把那根旱烟袋叼在嘴里,眯着眼看那片绿色,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一些。
“大人,这长势,比麦子强多了。”赵老栓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别在腰后。
叶明蹲在他旁边,从怀里掏出福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该剪藤了。把藤蔓剪下来,截成一段一段的,插到空地上。一亩变十亩,十亩变百亩。这东西,越剪越长,越插越多。”
赵老栓愣了一下,把那根烟袋又从腰后抽出来,没点,就那么攥在手里。“大人,剪了还能长?”
“能。剪了长得更好。跟割韭菜似的,越割越旺。”
赵老栓把烟袋叼在嘴里,没点火,嚼了嚼烟嘴,像是在嚼这话的分量。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朝地里喊了一嗓子:“老刘,老张,过来!大人说了,剪藤!”
剪藤插秧干了三天。赵老栓带着村里人把那片刚冒头的红薯地剪了个遍,藤蔓截成一段一段的,插到旁边新翻的空地上。地不够了,赵明远又去跟隔壁村的地主谈,租了二十亩。地租不便宜,一亩八钱银子,比上回贵了三分。赵明远想把价钱压下去,那地主死活不肯松口,说你们种的那个什么红薯,要是真能收两千斤,这点地租算啥。
叶明蹲在地头,把那颗新道钉攥在手心里。地租贵了,但地还是要租。红薯种成了,一亩收两千斤,一斤卖一文钱,就是两千文,二两银子。刨去地租、人工、肥料,还能剩一两。一亩地净赚一两,二十亩就是二十两。老百姓一年到头种麦子,一亩地也就挣个三四钱银子。红薯比麦子强四五倍。老百姓不傻,看到了甜头,自然会跟着种。
“赵员外,租。二十亩,全租下来。不够再租。”
赵明远从怀里掏出本子,把叶明的话记了下来,去找地主签合同了。
红薯种下去一个月,朝堂上就有人递了折子。顾慎让人送来了消息,说都察院的刘御史又在折子上骂叶明,说他放着铁路不修,跑去种地,不务正业,浪费国帑,请求圣上下旨让他专心修铁路,别再折腾那些有的没的。折子写得很长,引经据典,把叶明比作“舍本逐末”的蠢人。
叶明把那封信看了一遍,折好收进抽屉里。刘御史是王阁老的人,王阁老倒了,他还在。他不甘心,总想找个由头翻盘。以前在修铁路的事上找茬,找不着,现在又在种地上找茬。他找由头不怕,怕的是没人找茬。没人找茬,说明他做的事没人关注,没人关注就推不动。有人找茬,说明有人怕了。怕他种成了,怕老百姓吃饱了,怕他们那些囤积居奇的粮商没了生意。
赵栓柱蹲在门槛上,把那颗旧道钉在地上划了一道印子。“叶大人,刘御史又骂您了?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叶明把那颗新道钉攥在手心里。“他不是吃饱了撑的。他是怕咱们种成了,粮价跌了,他的银子就少了。”
“那他咋不去种地?骂人有啥用?”
“骂人比种地省劲。动动嘴就行,不用出汗。”
方孝直来的那天,红薯藤已经爬满了二十亩地。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背面灰白色的绒毛,沙沙响。方孝直蹲在地头,手里拄着拐杖,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
“这东西,长势不错。”方孝直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叶明蹲在他旁边,把那颗旧道钉在地上划了一道印子。“方先生,这还只是开始。等收了,明年开春,京畿各县都能种上。”
方孝直从地上捡起一根红薯藤,看了看,又放下了。“朝堂上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刘御史又递了折子。”
方孝直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递过来。“不止刘御史。还有别人。这个是工部一个员外郎递的折子,说你擅自挪用铁路款项用于农业,请求朝廷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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