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种下去半个月，苗就出来了。
赵老栓天不亮就跑到地里，蹲在田埂上，眼睛盯着那些刚冒头的嫩芽，半天没动。赵栓柱从马车上跳下来，把那颗旧道钉在车板上敲了一下，叮，跑过去蹲在赵老栓旁边，也盯着那些嫩芽看。
“出来了。”赵老栓的声音有点发颤，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一片嫩叶，叶子只有指甲盖大，嫩绿嫩绿的，上面还挂着露珠。
叶明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颗新道钉，在地上划了一道浅沟。苗出得齐，十有八九都冒了头，没有缺苗断垄。福建那个老农的法子管用，草木灰抹切口，深翻土，底肥足，水浇透，一样都不能少。他把那颗新道钉攥在手心里，站起来。
“赵大叔，从今天起，每天浇一次水，不能多，不能少。地皮干了就浇，不干不浇。水多了烂根，白忙活。”
赵老栓站起来，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从腰后抽出旱烟袋，点上，吧嗒吧嗒抽了两口。“大人放心，俺种了半辈子地，浇水的事，不会出错。”
苗长得很快。不到十天，藤蔓就爬了一尺多长，绿油油的，铺了一地。赵老栓蹲在地头，把那根旱烟袋叼在嘴里，眯着眼看那片绿色，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一些。
“大人，这长势，比麦子强多了。”赵老栓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别在腰后。
叶明蹲在他旁边，从怀里掏出福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该剪藤了。把藤蔓剪下来，截成一段一段的，插到空地上。一亩变十亩，十亩变百亩。这东西，越剪越长，越插越多。”
赵老栓愣了一下，把那根烟袋又从腰后抽出来，没点，就那么攥在手里。“大人，剪了还能长？”
“能。剪了长得更好。跟割韭菜似的，越割越旺。”
赵老栓把烟袋叼在嘴里，没点火，嚼了嚼烟嘴，像是在嚼这话的分量。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朝地里喊了一嗓子：“老刘，老张，过来！大人说了，剪藤！”
剪藤插秧干了三天。赵老栓带着村里人把那片刚冒头的红薯地剪了个遍，藤蔓截成一段一段的，插到旁边新翻的空地上。地不够了，赵明远又去跟隔壁村的地主谈，租了二十亩。地租不便宜，一亩八钱银子，比上回贵了三分。赵明远想把价钱压下去，那地主死活不肯松口，说你们种的那个什么红薯，要是真能收两千斤，这点地租算啥。
叶明蹲在地头，把那颗新道钉攥在手心里。地租贵了，但地还是要租。红薯种成了，一亩收两千斤，一斤卖一文钱，就是两千文，二两银子。刨去地租、人工、肥料，还能剩一两。一亩地净赚一两，二十亩就是二十两。老百姓一年到头种麦子，一亩地也就挣个三四钱银子。红薯比麦子强四五倍。老百姓不傻，看到了甜头，自然会跟着种。
“赵员外，租。二十亩，全租下来。不够再租。”
赵明远从怀里掏出本子，把叶明的话记了下来，去找地主签合同了。
红薯种下去一个月，朝堂上就有人递了折子。顾慎让人送来了消息，说都察院的刘御史又在折子上骂叶明，说他放着铁路不修，跑去种地，不务正业，浪费国帑，请求圣上下旨让他专心修铁路，别再折腾那些有的没的。折子写得很长，引经据典，把叶明比作“舍本逐末”的蠢人。
叶明把那封信看了一遍，折好收进抽屉里。刘御史是王阁老的人，王阁老倒了，他还在。他不甘心，总想找个由头翻盘。以前在修铁路的事上找茬，找不着，现在又在种地上找茬。他找由头不怕，怕的是没人找茬。没人找茬，说明他做的事没人关注，没人关注就推不动。有人找茬，说明有人怕了。怕他种成了，怕老百姓吃饱了，怕他们那些囤积居奇的粮商没了生意。
赵栓柱蹲在门槛上，把那颗旧道钉在地上划了一道印子。“叶大人，刘御史又骂您了？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叶明把那颗新道钉攥在手心里。“他不是吃饱了撑的。他是怕咱们种成了，粮价跌了，他的银子就少了。”
“那他咋不去种地？骂人有啥用？”
“骂人比种地省劲。动动嘴就行，不用出汗。”
方孝直来的那天，红薯藤已经爬满了二十亩地。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背面灰白色的绒毛，沙沙响。方孝直蹲在地头，手里拄着拐杖，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
“这东西，长势不错。”方孝直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叶明蹲在他旁边，把那颗旧道钉在地上划了一道印子。“方先生，这还只是开始。等收了，明年开春，京畿各县都能种上。”
方孝直从地上捡起一根红薯藤，看了看，又放下了。“朝堂上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刘御史又递了折子。”
方孝直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递过来。“不止刘御史。还有别人。这个是工部一个员外郎递的折子，说你擅自挪用铁路款项用于农业，请求朝廷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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