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当加速衰颓。李亨的战略短视暴露无遗：相州之战不设主帅、以宦官监军，致使二十万大军溃败；为借回纥之力而放任劫掠，严重损害民心；对叛军降将的姑息纵容，直接催生了河朔三镇的割据格局。更致命的是，他开创的“观军容使”制度与对李辅国的过度倚重，彻底打破了唐朝前期“内臣不典兵”的传统，为中晚唐宦官专权（如俱文珍、仇士良）埋下祸根。据《旧唐书》统计，自李亨之后，唐朝九位皇帝中竟有七位由宦官拥立，五位死于宦官之手，其负面影响贯穿百年。
人性困境与历史宿命。李亨的悲剧不仅源于政治决策失误，更根植于其矛盾的性格与时代局限。储君时期长达18年的高压环境，塑造了他多疑怯懦的特质；登基后又急于证明自身权威，反而陷入权力斗争的泥潭。面对太上皇玄宗的余威、权臣的倾轧、藩镇的割据，这位本就缺乏雄才大略的帝王，最终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末路。
七、余波：李亨时代的深远回响
李亨的统治犹如唐朝历史的转折点，其影响超越了个人命运：
- 政治格局：宦官势力崛起与藩镇割据形成，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唐朝从此陷入“内宦外藩”的双重威胁。
- 军事制度：府兵制瓦解后，募兵制与节度使制度的弊端全面暴露，职业军人集团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力量。
- 文化嬗变：安史之乱的冲击促使士大夫阶层反思盛世幻象，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萌芽，为宋代“理学”兴起埋下伏笔。
当李亨的生命终结于长生殿的寒夜，他或许未曾料到，自己亲手开启的不仅是平叛之路，更是一个持续百余年的衰世困局。这位乱世帝王的挣扎与失败，恰似一曲挽歌，为盛唐的辉煌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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