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这里体会到了什么是物质激励。
首先，苏星云对这些工人进行了识字教育，随后让他们去指导其他工人。只要教会一个工人通过苏星云亲自监考的技术考核，这些师傅就能拿到奖金。此外，他们的家人住宿费用全部由苏星云承担，孩子也由他负责教育。
唯一的问题是，这些工人并不像后世的家长那样以理科为荣，他们还是认为让孩子学习圣贤书、做大官更为理想。对于苏星云让他们孩子学习简体字、纠正错别字和算账等学问，他们颇有微词。
面对如此糟糕的文化氛围，苏星云感到十分无奈。他深知，要想改变这一切，就必须树立理科压倒文科的氛围。然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只要他敢提出这样的观点，就会遭到无数保守派的猛烈抨击。
“旧文人，简直是社会进步的最大绊脚石。”苏星云心中暗道，“后世民国认为国家不强是文化问题，这个观点没错，但他们采取的方式却大错特错。他们针对旧文人，却连同自然科学和理科知识分子一起打压，真是荒唐至极。”
他回忆起后世的情景，当时政府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这简直是对中国知识界进行了一场化疗。因此，苏星云决定，以后必须对读书人这个阶层进行大清洗，明确划分阵营。那些满脑子都是数字、拿着直尺圆规的人，是他坚决要保卫的对象。
然而，现在面对工厂里的技工，他不得不采取哄骗和威吓的手段来传授简体字和现代数学知识。“现在朝廷急需熟悉洋务的人才，学习这些知识以后一定能做大官。”他这样告诉工人们。同时，他也警告他们：“如果不让孩子学习简体字和基本的加减乘除，钢厂明天就扣你们的工资。”
为了推动教育改革，苏星云建立了学校，并招收了附近三千多名孩子上学。之所以能有这么多学生，主要是因为程大老板实行寄宿制，管饭管住还发衣服。许多养不起孩子的家庭都纷纷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苏星云的政策让整个淮北的人都感到震惊。他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来读书，有的家长甚至过完年后就给孩子吃最后一个饼，然后赶来报名。
面对这么多孩子，苏星云有些头疼。他并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担心如何教育好这些孩子。“只要能让整个安徽的孩子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我愿意拿出五千吨黄金。”他心想，“但问题并不在于钱。”
为了改善孩子们的生活条件，苏星云从上海运来了大量被服和美国的粮食。这一举动吸引了上海各大洋行的注意，他们纷纷跑来揽生意。同时，苏星云还利用清政府的力量聚集了附近淮北的所有木匠，采取流水化作业的方式打造床桌椅。
在物质资源上，苏星云从不缺乏，唯一让他头疼的就是教师短缺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他回想起自己上小学时老师偷懒的方式——让高年级学生带着低年级学生。于是，他决定尝试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带着学生，这在当时的全国学校中可谓是独树一帜，整个学堂仿佛变成了一个工坊，大徒弟带着小徒弟们一起学习。
苏星云的这个特立独行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上海的强学会开始猛烈抨击苏星云的学堂，指责他这是大规模误人子弟，应该取缔。在外人眼中，苏星云似乎站在李鸿章派系一边，这无疑给那些在野文人提供了攻击执政党的借口。
苏星云对清末的政治格局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并没有真正的维新党和保守党之分，百日维新运动也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唯一保留下来的北京大学也只是一所文科学校。整个维新运动更像是在野的举人们为了夺取实权派系如李鸿章等人的权力而进行的准备。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慈禧和光绪在站队问题上的水平，显然慈禧选择了实力派并赢得了胜利。
周围的绅缙们听到这些议论又开始骚动起来。为了平息事态，苏星云直接向安徽巡抚申请了两百只枪证，并带着这些枪在地主家门口光明正大地走了一圈。这一举动让濉溪附近的绅缙们安静了下来，但却引起了天下绅缙们的哗然。
苏星云仿佛给他们送上了一个把柄，一时间，关于苏星云聚众造反的奏折如同雪片一般飞向朝廷。然而，慈禧看到这些奏折后，只是淡淡地回复了一句：“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乡里瞎闹，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显然，在清朝的上位者眼中，苏星云的行为不过是刚从海外回来、特立独行的傻帽行为，与造反毫无关系。
真正想要造反的人又怎么会光明正大地拿出枪来炫耀呢？更何况还是在乡间的对手面前。悄悄攻打县城、拉起队伍才是造反的正确步骤。尽管如此，慈禧还是下令将钢厂的多支枪收回，并要求淮北地方不得骚扰钢厂的正常建设。
慈禧太后如今对洋务派搞实业建工厂的那一套已无兴趣，她在权术上可是高手。最近，强学会提出了“皇帝主政改良”的口号，这让垂帘听政的她感到十分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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