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出使欧洲的消息传来，苏星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李鸿章在欧洲的遭遇——试图向法国借高利贷，却被以清朝信誉不佳为由拒绝了，因为需要抵押物。刚刚为清朝背负了甲午战争的重担，李鸿章自然不愿再为清朝的财政背上卖国的名声，此事便暂时搁置了。
这一事件暴露出清朝面临的巨大财政危机，如今的清朝宛如风中残烛。当然，它还有续命的可能，那就是变法，接受西方的冲击。但这种变法绝非百日维新时那种表面上的口号，而是清朝最高统治阶层必须放开对商业资本流通的限制。
苏星云想起了他的高中历史老师曾说过的话：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朝才进行了真正有意义的实际变法。这场变法大大增强了地方实权势力的经济力量，导致清朝丧失了对地方绅缙阶层的控制。这些地方绅缙阶层因经济力量的增长而渴望获得政治权利，最终演变为立宪派。皇族内阁上台后，不再支持清朝，最终导致清朝灭亡。
苏星云现在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然而，来到这个时空后，他体会到清朝最后的变法并非失策，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甲午战争后财政破产，迫使清朝完全开放国门，让外国势力进入创造财富以便征税。历史上，清朝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财政破产中走出来，最终不仅偿还了赔款，还有盈余。但遗憾的是，地主阶级转变为买办阶级，成为外国势力的走狗，彻底抛弃了清政府，按照外国划设的势力范围分裂。
在这个过程中，清朝的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地主买办阶级也富裕了，但大量白银外流，被剥削的无疑是中国人民。苏星云对李鸿章出使欧洲的花边新闻摇了摇头，心中暗想：“这个半死不活的僵尸，我已经不打算让它继续存在，给外国人割肉了。”
苏星云并不是一个盲目崇拜的人，他知道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有多么困难。清末时期，中国并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经验可以借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尚未成立。即使成立了，那些搞刺杀革命的成员战斗力也极弱，破坏力甚至不如大规模农民起义，更别提建设能力了。辛亥革命后，聚集在南京的几十万流氓兵痞除了发行废纸一样的军票外，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大量的工人阶级，但幸运的是，有一个毛主义成功统一中国的经典案例。为了对这个位面的中国负责，苏星云一直沿着成功者留下的足迹前进。
苏星云在初中时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能够成功，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却屡屡失败。到了大学，他读了不少穿越小说，又亲自查阅了大量资料，这才明白教科书里称赞的农民起义究竟是怎么回事。随后，他又研究了党史，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原因。
同样是煽动对统治阶级的仇恨，马克思却能在民众仇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秩序社会，给那些苦难的百姓带来希望，这才是他成功的秘诀。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淳朴善良，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公平的世道，可以积累粮食、囤积财富，不让自己的辛苦劳动成果被掠夺。在这样的世道下，自然会被称赞为一个好世道。
苏星云的目标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好世道。来到山区后，他最注重的就是基层干部的培养。每占领一个村子，他都会派出基层干部去管理。他对这些干部的行为要求非常严格，以往那些官老爷的作风绝对不允许出现。他们必须参加劳动，因为大别山区小，养不起闲人。
在这里，纪律被一再强调。那些刚被苏星云用诉苦大会方法洗脑的成员都一致同意这个纪律的实行。然而，当具体实施时，一些人却撑不住了。参加暴力革命的人很少有性格沉稳的，枯燥的劳动让一些人变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有一些人把乌纱帽看得至高无上，认为当官才是最光荣的。苏星云在刚发现这一苗头时，就强行将它们打压下去。
几个村官因为懒惰而名声狼藉，被严肃处理。但光靠党纪压制和自己五公里超感的大范围查岗是不够的。苏星云要建立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必须具备自我净化体制蛀虫的能力。于是，他在几个村子尝试实行群众监督制度。然而，这个制度需要群众有觉悟。
一些村庄的群众执行得很好，但有一些兄弟姐妹众多的家族为了争夺村里的权力，开始向苏星云任命的村长发起攻击。无奈之下，苏星云只好采取了双行政长官制度：村民选出的村长在苏星云的思想教育后回去执政，而苏星云从军队中任命的村书记则负责配合管理村庄。村长可以连任，但村书记每隔一段时间必须调换。这样既保证了镰锤社对村庄的控制，又对村干部在村庄中的行为起到了监督作用。
苏星云赋予村民的权力是监督村长是否按照纪律工作，而不是让他们聚成一团反抗镰锤社对村庄的掌控。
在初步掌握村级单位后，镰锤社便开始了在大别山区的迅速扩张。1895年五月，一千名成员进入大别山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战斗队伍迅速扩展到四千人，行政队伍更是管理着山区中的十万人口。整个大别山区的行政和财务体系开始建立，但在水利建设和军队组建等额外建设方面，仍需苏星云的大力支持。正是苏星云的慷慨资助，使得大别山区的队伍能够如此迅速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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