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洪武四大案之一——胡惟庸案骤然爆发！胡惟庸此人，乃是濠州定远人士。遥想当年，朱元璋挥军攻打河州之际，胡惟庸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其麾下。
回首胡惟庸早年的仕途历程，除却起初那短短两年之外，他竟在地方州县出任官职将近十载光阴。在此期间，他饱经世事沧桑，历经风雨磨砺，从而积累下了极为丰厚的地方治理经验。正因如此，胡惟庸后来才得以胜任丞相一职，且在位时长多达七年之久。不得不承认，虽说胡惟庸最终沦为奸佞之徒，但却绝非碌碌无为之辈。
话说朱元璋成功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依旧沿袭着前朝元朝的政治体制，设置了中书省，并分别委任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为左丞相。要知道，在大明朝廷之中，向来是以左为尊，故而李善长的地位明显高于徐达。再者，鉴于徐达常年领兵出征，驰骋疆场，致使中书省的实际控制权实质上牢牢掌握在李善长一人手中。
就在此般背景之下，胡惟庸亦被回调至京城，获任太常寺卿一职。待到洪武三年之时，已然年届五十六岁高龄的李善长，因其身体日渐衰弱，精力不复往昔，在处理繁杂政务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乎，李善长便向朝廷举荐胡惟庸，使其得以顺利踏入中书省，出任参知政事一职。
明初时期，中书省乃是朝廷中的核心机构之一，其官职设置颇为严谨。其中，最高职位当属左右丞相，他们位高权重，掌控着国家大政方针；其次便是平章政事，同样身负重任；再者为左右丞，负责协助处理政务；最后的职位则是参知政事。
然而，由于开国名将徐达常年征战在外，并不常在京城，而平章政事一职更是在常遇春逝世之后便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胡惟庸踏入了中书省。当时，排在他前面的仅有区区三人：左丞相李善长、左丞汪广洋以及右丞杨宪。
没过多久，李善长因年事已高且思念家乡，遂向朱元璋申请辞官还乡，治理地方事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朱元璋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时间竟不知应由何人来接替李善长的位置。于是，他想到了足智多谋的刘伯温，并向其征询意见。
刘伯温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杨宪虽然具备一定的才能，但却缺少作为丞相应有的气度与格局；至于汪广洋，此人见识狭隘，甚至还比不上杨宪；而胡惟庸呢，则犹如一匹烈性难驯的骏马，如果任用他担任丞相，就好比用一头弱小的毛驴去拉动沉重的大车，不但无法推动前行，反而极有可能导致整个大明王朝的倾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过后，杨宪在淮西集团的猛烈打压之下，最终被朱元璋下令处死。如此一来，中书省内便只剩下汪广洋和胡惟庸二人可供朱元璋抉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朱元璋最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准许李善长告老还乡，同时任命徐达出任左丞相。
汪广洋被任命为右丞相，胡惟庸则成为了左丞相。与此同时，李善长离开了朝堂，杨戬不幸身亡，徐达虽然名声在外，但实际上却并无实权。如此一来，挡在胡惟庸面前的就只有汪广洋一人了。诚如刘伯温曾经所说，自从汪广洋晋升为丞相之后，其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开始慢慢暴露出来。相比之下，胡惟庸在工作中的表现极为积极主动，没过多久便成功地获取了朱元璋的欢心与赏识。
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认为汪广洋在任职期间毫无作为、碌碌无为，于是将他贬谪至广东去担任行政参政一职。自此以后，胡惟庸便以左丞相的身份开始负责主持中书省的日常工作。一直持续到当年七月，胡惟庸正式转正成为了右丞相，总算是如愿以偿地达成了自己多年以来的愿望。
在最初担任丞相的时候，胡惟庸对待工作可谓是兢兢业业、勤奋努力，并且行事小心谨慎，渐渐地赢得了朱元璋对他的充分信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的权力越来越巩固之后，胡惟庸开始变得骄傲蛮横、独断专行起来。朝廷里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有时候他甚至都不向朱元璋禀报一声，便自作主张地做出决策。六部官员呈交给中书省的奏折当中，只要是有对他不利的内容，胡惟庸都会私自扣押下来并藏入隐秘之处。与此同时，一些热衷于政治投机钻营的人也逐渐聚拢在了他的身边。
话说那陈明与忠诚图皆为胡惟庸的心腹之人，而这手握重权的胡惟庸，一面大肆扩张自身势力，将其兄长的女儿许配给了李善长弟弟之子，使得两家人的关系愈发紧密；另一面则不择手段地打压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合之人。譬如，翰林院学士吴伯宗只因曾经开罪过胡惟庸，便遭贬谪至凤阳之地。遭受胡惟庸迫害的官员竟多达三十余人！尽管朝堂之中有部分官员已然察觉到胡惟庸的种种恶劣行径，但鉴于其权势滔天，众人皆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默默忍受。然而，却有两个人与众不同，那便是刘伯温和徐达。此二人不畏强权，持续不断地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的罪行劣迹，这自然令胡惟庸对他俩心生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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