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这时候也睡不着觉，于是干脆的写起了文章。这篇的题目是《理性看待转基因，莫让无知阻碍进步》 。他写道：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言论泥沙俱下，一些缺乏理性与科学依据的声音甚嚣尘上。就像某位叫做‘大路铺子的居士’网民对谢振邦教授毫无根据的指责与污蔑，字里行间充斥着误解与偏见，完全颠倒了黑白。
谢振邦教授依据科学事实发表科普文章，澄清事实，宣传真理，这纯粹是在履行科普工作者的职责，却遭到恶意攻击。这位网民一上来就质问“孟山都到底给了你多少钱”，还把科普歪曲成“恶意攻击反转的爱国志士”，这种言论实在荒谬绝伦。科普工作者和科学爱好者只是在摆事实、讲道理，把科学依据清晰地呈现出来供大家探讨，他们既没有能力也并非在推广转基因，其目的是让大众了解科学知识，维护国家的科学认知环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转基因技术的优势显着。在增产方面，随着全球人口数量持续攀升，粮食需求日益增长，不少研究都表明，在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区，农作物产量得到了明显提高。以转基因大豆为例，相比传统大豆，其产量提升幅度较大，有力地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贡献了力量。从减少化肥、农药和激素使用来看，转基因技术同样成果突出。传统农业高度依赖大量化学物质，这不仅对土壤造成了严重破坏，还导致水源污染，极大地危害了农民和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而转基因技术能够让作物自身拥有更强的抗病虫害能力，从而大幅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比如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棉农喷洒农药的量大幅降低，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保障了农民的身体健康。
在人类漫长的农业发展进程中，杂交育种与转基因育种，无疑是推动农业进步的关键力量，它们都是人类为了提升农作物品质、增加产量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成果。二者皆属于人工操作干预生物繁殖与遗传过程的典型方式，本质上都是对生物内在基因进行改变，这也与一直以来品种改良的育种目标高度契合。
杂交育种历史悠久，是人类在农业实践中较早掌握的一种育种手段。它主要通过不同品种间的杂交，让优良性状在后代中重新组合，从而筛选出具有更优特性的新品种。在过去，农民们凭借着经验，将具有不同优点的作物进行杂交，比如把耐旱的品种和高产的品种结合，期望培育出既耐旱又高产的后代。然而，在那个时期，人类对生物基因层面的认知几乎为零，杂交育种更多是基于表型性状的观察和经验性的操作，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虽然能取得一定成果，但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筛选出理想品种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转基因育种应运而生。当代基因科技赋予了人类对具体目标基因进行精准操作的强大能力。科学家们能够深入到生物的基因层面，准确地识别出特定的基因，比如抗虫基因、抗病基因等，并将这些基因从一种生物中提取出来，然后导入到另一种生物的基因组中，从而使受体生物获得原本不具备的优良性状。这种操作方式就像是在精细的基因地图上进行导航，目标明确且精准度极高。与杂交育种相比，转基因育种极大地缩短了育种周期，提高了育种效率，能够更快速、更准确地培育出满足人类需求的新品种。
杂交育种和转基因育种虽然在技术手段和对基因的认知程度上存在差异，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推动农业的发展，为人类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农产品。
再看这位网民有关粮食产量的错误言论，实在是罔顾事实。
他声称以前没有杂交水稻的时候，农村粮食够吃甚至吃不完。可真实的历史情况是怎样的呢？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粮食平均亩产量仅100多公斤，当时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极度紧张。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农村县志记载以及老一辈农民的回忆，那时农民们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为了吃饱肚子想尽各种办法，粗粮野菜都当作主食，许多家庭粮食短缺，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靠借粮度日。在一些偏远山区，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更别说有多余的粮食吃不完。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自20世纪70年代推广后，给我国粮食生产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来，我国杂交水稻在国内累计推广面积达90亿亩，累计增产稻谷超8000亿公斤 。1972年，袁隆平团队种出了亩产506公斤的成绩，比常规水稻增产30%。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增产全部在20%以上。2000年超级杂交水稻亩产突破700公斤，2004年亩产800公斤，2017年实验田平均亩产达1149.02公斤，相比1960年以前提高了3倍。2020年，第三代杂交水稻亩产达1530.76公斤。我国稻谷产量从1981年的万吨，增长到了2020年的万吨，增加了114.5%，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的粮食供应压力，为解决温饱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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