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技术商品竞争中，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关键在于人才。杨先生认为，中国当时迫切需要大批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下海’，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只有千千万万高层次科技人才投身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事业，开发出能在国际高技术市场立足的产品，中国才有希望，他们自身也才更有前途。毕竟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保证基础性研究、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开展；只有科学技术与经济更紧密结合，才能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实际上，对比10年前，中国在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上已有很大不同。比如过去申请去各地开学术会议的经费非常困难，现在就容易多了，即便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开会经费还是明显增加，这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了。”
“杨先生还提到，科技研究可分为纯学术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三个层次。纯学术研究一般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能起到‘登高望远’的作用；发展研究是把理论可行性转化为现实存在的探索过程；商品研究则是改进发展研究的成果，以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需求。他强调，时代在发展，科技研究的侧重点也在变化。以前，科技研究主要是纯学术范畴，而现在，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成了最丰富、最活跃的部分。在发达国家，90％以上的科技研究财政支持都投入到应用方面，纯学术方面还不到10％。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需要扶持能直接服务经济建设的科技研究，鼓励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当然，不是所有科技工作者都适合‘下海’，这要因人而异，比如陈景润，就适合安心做纯学术研究。”
“当时国内一些人对科技工作者经商很担忧，杨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一些科技工作者‘下海’会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一定混乱，这很正常。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轻商意识，很多人觉得从商低俗，做学问才清高，就算做学问，也都愿意挤在纯粹学术的小圈子里，这对国家发展非常不利。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全社会要克服偏见，树立新风尚；另一方面政府要提供条件，让科技工作者没有后顾之忧。有些教授不肯‘下海’，除了觉得丢脸，还因为害怕失败，担心从商不成功就没法当一辈子教授。政府或许可以想办法，比如告诉他们‘没关系，你去做5年，不行可以回来’，这样他们就有安全感了。科技工作者经商可能会使某些研究领域短期内少出些成果，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彻底改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迂腐观念，从而更自觉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现和实现自身价值。所以从长远看，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当时国内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较少选择纯理论学科和专业，也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出路，这恰恰符合国家的需要。”
“为了说明高层次科技人才‘下海’的重要性，杨先生举了香港的两个例子。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一名教师和朋友想出了解决电视节目定时录制难题的办法，现在全世界很多报刊电视节目预告每个节目后面都有号码，只要把号码输入与电视机相连的附属设备，节目就能自动录制。他们料到这机器受欢迎，也知道怎么制造，于是游说投资，建立工厂，产品畅销世界各地，这位教师也离开学校，投身相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另一位教师找到低成本生产液晶显示板的方法，同样不再教书，成立公司，为不同用户生产不同规格的液晶显示板，生意十分红火。要是中国大陆有更多这样的人才，经济肯定会迎来空前繁荣。”
“杨先生还对我说，在将纯粹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方面，日本和美国做得很成功，英国却不行。以生物工程为例，英国在这领域有很多一流科技人才，甚至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他们只做纯粹研究，不肯或不会‘下海’，所以赚不到钱。英国和中国的相同点是都没能有效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不同点是英国科技发展水平高，而中国因财力限制科技实力还不够。所以相比中国，英国的问题更突出，这值得中国深入研究。总的来说，这和政府政策、学术界风气以及金融投资结构有关。英国的金融投资结构和日本、美国差别很大。要发展工业，就得有技术新见解，当新见解还不成熟时，得有人愿意投资尝试，这就是风险投资。把风险投资者和技术人才衔接起来，英国不会做，日本和美国却很擅长，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和管理问题。中国必须培养出大量既有科技头脑，又有商品意识的人，让他们能判断哪些科技成果值得做风险投资，哪些不值得。中国当时就有必要也有能力着手这件事了。”
刘亚东说完，靠在椅背上，目光深邃，似乎又回到了与杨振宁先生交谈的那个下午。众人皆听得入神，对杨振宁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爱国情怀有了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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