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天，我们围坐在一起，杨先生以他独有的睿智和亲和力，引导我们敞开心扉。他从学术的本质出发，谈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又从师生情谊的角度，化解我们心中的芥蒂。在他的耐心调解下，那些误会逐渐烟消云散。”
“这次沟通为我们团队和奥地利科学院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基于‘墨子号’卫星，我们成功开展了洲际量子通信的合作研究。这项成果，不仅是科研上的重大突破，更是国际合作的典范。直到现在，我们和Zeilinger教授团队还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时常交流、共同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展现出的不仅仅是卓越的学术造诣，更是非凡的人际交往智慧和对科研事业的无私奉献。在大多数人眼中，杨先生是备受崇敬的科学大师，他的成就如星辰般闪耀；但对我而言，他更像一位充满智慧且关爱学生的师长。他的关怀，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我在科研道路上前行的方向，让我在遇到困难时，也能坚定地走下去。”潘建伟的话语中满是感恩与敬意，周围的人越发听得入神。
潘建伟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现出一抹温暖的笑意，继续分享道：“在和杨先生的交往过程中，那些有趣的小插曲，就像生活中的调味剂，让我对他的印象愈发深刻。”
“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和杨先生交谈，他开心地告诉我，他获得了当年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后来我去新疆参加颁奖典礼，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在电梯里，我惊喜地遇见了杨先生。当时的我，激动得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赶忙热情地向他问好。可杨先生却一脸疑惑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赶忙回答：‘我是中国科大的。’杨先生接着说道：‘科大有个叫潘建伟的，工作做得很不错，这回获奖了。’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老老实实告诉他：‘我就是潘建伟。’杨先生听后，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抱歉，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子了。’”
“后来，又和杨先生见过几次面，他还是没能记住我。直到碰面的次数多了，他才终于把我的模样和名字对上号。其实这真不是因为杨先生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我们团队的很多年轻教授，包括我自己，对一个人的学术成果、工作内容往往记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记不住人家的长相。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我们都太专注于学问本身了，以至于对外在的一些细节就没那么在意。”
“还有一件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有一次，杨先生在北大出席求是颁奖典礼时，不小心跌倒了。当时，杨先生已是高龄，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紧张得不行。可杨先生呢，就像个调皮的孩子，爬起来后笑着对我说：‘潘建伟啊，我刚才摔了一跤！’那一刻，我既心疼又觉得他可爱极了。”
“不管是之前的‘脸盲’趣事，还是这次像‘老顽童’一样的反应，都让我看到了杨先生身上那纯粹的学者气质。他的灵魂，完全沉浸在学术的世界里，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我时常在想，也许正是这种纯粹，才孕育出了像杨先生这样的大师。只有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术，才能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杨先生还曾和我分享过他过去的一些经历，那些话，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1945年，他出国留学，在前往美国的船上，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他当时那种惊叹的语气，我现在都还记得，他说感叹世上竟然有如此美味的食物。他甚至还说，直到去了美国，才知道什么叫吃饱了。听到这些略带辛酸的往事，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杨先生他们那一辈科学家，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还能坚持求学，是多么的不容易。正是他们对科学真理那份炽热的向往和执着，才换来了中国今天的科技繁荣。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脊梁。” 潘建伟的眼神中满是敬重与感慨，周围的人静静聆听着，仿佛也穿越时空，感受到了杨振宁先生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坚守。
潘建伟回忆起这段经历，眼中满是自豪与感动，继续说道：“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那是我们团队多年努力的成果，也是中国科研实力的有力见证。后来，我们荣幸地将‘墨子号’载荷样机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这不仅是对科研成果的一种珍藏，更是对国家科技发展历程的一次记录。”
“杨先生出席了那场意义非凡的捐赠仪式。当他站在台上，目光坚定而又满含深情，感慨地说道：‘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着中国‘天亮’，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那一刻，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大家都被杨先生的话语深深触动。”
“我站在台下，看着杨先生，心中百感交集。我深知，他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背后承载着多少代人的梦想与期盼。他们那一代人，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怀揣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科学的追求，努力探索，为中国的发展默默奉献。他们见证了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亲眼看着中国的科技事业从一穷二白逐渐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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