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施郁教授微微颔首，脸上带着几分感慨，说道：“听了你们的发言，我深有感触，心中还有诸多想法，意犹未尽呐。”他目光扫视众人，稍作停顿，说道：“饶毅教授，您快再仔细说说对转基因技术的观点吧，我们都洗耳恭听。”
饶毅教授点了点头，声音洪亮：“转基因技术，本质上是纯粹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和政治毫无关联。但少数极端偏执者，非要秉持着‘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通过造谣、传谣，硬是把纯粹的科学技术问题扭曲成了政治问题。就拿19世纪火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来说，清朝有人愚昧地说铁路影响中国龙脉，还鼓动扒铁路。好在那只是短暂的闹剧，后来铁路对华夏现代化起了大作用。可现在呢，这种反科学的心态又借尸还魂了。”
这时，坐在对面的周亚夫问道：“饶毅教授，我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公众人物随意发表对转基因的看法，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您能具体讲讲吗？”
饶毅教授微微点头，语气中透着愤慨：“就说那个学会计出身的‘电视说话大师’郎咸平，他对自己毕业的国家经济没啥影响，在海外没多少听众，根本就没市场，却在我们这里经常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对他丝毫不懂的转基因，也敢下欺骗性断言，说广西大学生精子下降是因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可广西大学生生殖能力下降本就是谣言，他还在这谣言上叠加转基因谣言，实在是无耻！只有无耻之徒才敢于在谣言基础上再叠加转基因谣言。这种人竟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畅销，是我国社会的悲哀。”
施郁教授接着追问：“那在学术界内部，反对转基因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饶毅教授神色严肃，认真解释道：“在反对转基因的积极分子里，没有一个是分子生物学家。像蒋高明，他是做传统学科的，媒体老说他是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科学家，其实他只是众多课题组组长之一，前几年评估还倒数第二呢。他在外的活动，既不代表植物所，更不代表中科院。
还有些人是逢方舟子必反，方舟子虽然有争议，但是他是生物学专业，在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是严谨的，就因为和方舟子对着干而反对转基因，这是性格有严重缺陷。还有不懂科学的顾秀林，胡乱批判转基因，辜负了人们对她父亲顾准的尊重。”
饶毅教授继续说道：可叹的是，一些人把传播谣言，变成了好像在保龙脉的神圣事业，说这是花旗国危害大夏民族的阴谋，他们反对转基因是所谓的‘爱国’。
在一小批人不断的坚持造谣、传谣多年后，2012年，主流媒体终于偏向反对转基因，对转基因进行负面报道。所谓‘黄金大米’事件，是2012年的一个转折点。自此，大夏国遭遇了100年以来最大的科学危机！
挑起黄金大米事件的，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大夏国代表。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放弃了在美国反对转基因，因为美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使他们没有市场。这个组织转而在大夏国反对转基因，他们派遣的华人，一群食洋不化的华人，用黄金大米事件，成功地挑起中国主流媒体对转基因的负面报道。
黄金大米，不过是产生维生素的大米，如果没有对转基因的妖魔化，单纯说检验维生素，没有媒体会关心，也不能挑动民众。由于舆论的炒作，一些人都被吓坏了，有些人极力摆脱干系，好像真是在检验毒药，而不是检验维生素。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些华人雇员，在转基因事件中，扮演的是“黑色恐怖组织”的作用。我个人希望他们梦醒，不要继续危害我们大夏国。”
张启提问：“饶教授，您怎么看岳正义这个人？”
饶毅教授道：“还有一些人是出于政治目的。比如这个大名鼎鼎的岳正义。岳正义的家人早就出国了，拿到了绿卡，他本人也有绿卡。岳正义好像还与境外组织有联络。他们不能或不敢反对我们政府做的很多事情，但转基因不是哪个官员的政绩，要反对就很容易，所以岳正义这些人以反转基因扮演小群民众的英雄。他们并不是为国家、为民族负责，而是他们在自己不懂的领域出风头。”
饶毅教授沉默了片刻，又道：“还有一种人最可悲。‘金光大道’之类的极端民粹主义组织就疯狂的利用谣言来反对转基因。但是，大家都知道，以前真正的老一辈同志从来不反对大夏国发展科学技术，他们都积极支持华夏国发展和应用新技术。即使在混乱的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推广了一些现代科学和技术，比如无线电，没人说无线电是美国发明专门用来对付中国的工具。”
周亚夫教授又抛出问题：“那您觉得该怎么改变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让转基因技术得到合理发展呢？”
饶毅教授胸有成竹，条理清晰地阐述：“转基因必须非政治化，回归科学技术内部。在各级监管机构安排适量社会代表，进行理智讨论并规范化，建立监管审核规章制度。这样才能促进和保证安全的转基因技术的发明、应用，让我国不错过这次技术革命，绝不能让一小群极端偏执的人，绑架全社会，导致以后中国更加依赖美国的粮食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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