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军人，尽管年近半百，但他绝不愿意自己的晚年名誉受损。然而，面对现实的压力和困境，他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身旁的吴襄身上，吴襄正是那位现在才年仅11岁的吴三桂的父亲。
祖大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思绪如潮水般翻涌。他开始思考自己的选择，思考未来的道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需要做出决定，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更关系到整个家族的荣誉和生存。
【豫亲王多铎得知江阴久攻不下的消息后，怒不可遏。他首先派遣恭顺王孔有德率领所属部队协助攻城，随后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率领满洲军队并携带红衣大炮前往支援。贝勒博洛平定松江之后，统领二十万大军抵达江阴城下。他觉得刘良佐曾经担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座小小的江阴县城都攻不下来，简直就是废物。因此，他狠狠地责罚了刘良佐。
贝勒博洛登上高处观察江阴城的防御情况后，对部下说：“这座城像一条船，南头北尾，如果攻打南北两端，必定难以攻破。只有攻击中间部分，才能取得胜利。”他下令将带兵救援的黄蜚和吴之葵绑到城下，并要求他们写信劝降。黄蜚回答说：“我在城中并无熟人，写了劝降信又有什么用呢？”吴之葵泪流满面，抬头劝说阎应元投降，言辞悲哀恳切。阎应元怒斥道：“大臣被俘，应当迅速就义，何必啰嗦不停！”吴之葵再次叩头哭泣，黄蜚则沉默不语。
博洛眼见阎应元意志坚定，无法动摇，便发动了总攻。他分派军队首先切断各镇的救援部队，并将火炮装在竹笼里，鼓吹着向前推进。炮手们身披红色彩带，限定在三天内攻破城池。从七月二十日到二十七日，清兵轮番不停地攻打城池，但阎应元指挥着城中军民奋力抵抗，浴血奋战，最终保住了江阴城池。
博洛长时间进攻却未能攻克城池，心中十分焦急。于是，他派人前来劝降，声称只要拔掉大明中兴的旗帜，在四个城门挂上大清的旗帜，只杀掉几个为首的人，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责任，即使不剃头发，他们也会撤军。阎应元看穿了博洛的缓兵之计，说道：“只杀我一个人？我并没有罪过，凭什么要杀我！”双方商议未决，劝降无果。
博洛又提出只要在四座城墙上竖起大清的旗帜四面，他们就会立刻退兵。阎应元知道这其中必然有诈，仍然不予理会。
在经历了多次进攻失败之后，清军决定改变战术。他们开始对江阴城实施围困，并持续不断地进行炮轰，希望通过饥饿和恐惧来摧毁守城军民的意志。与此同时，清军还利用那些投降归顺的明朝官员和士兵，向城内散播谣言和诱人的条件，企图破坏江阴城的抵抗力量。此外，清军还对江阴城周边的村庄和居民进行了残忍的屠杀和掠夺，以展示其威慑力并进行报复。
然而，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江阴城的守军依然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他们毫不畏惧清军的威胁和诱惑，坚决不屈服于城内的困境和艰辛。他们誓言要保卫江阴城，与清军奋战到底。
清军对江阴城的攻击，如狂风暴雨般凶猛而持久。这场战争始于1645年7月1日，终于8月21日，整整持续了八十一日。在这段时间里，清军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了二十四万大军，全力以赴地攻打这座坚不可摧的城池。
起初，清军派出了刘良佐率领的降军，但这支军队并未取得明显进展。随着时间推移，清军不断加强攻势，出动了众多名将，包括多铎、博洛、孔有德等。这些将领都是清朝的精英，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此外，还带来了大量的火炮和火器。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江阴城的守军毫不畏惧，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们充分利用城墙、炮台、暗道、地雷、火药等防御工事，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火战。每一次清军的进攻都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守城军民们用生命扞卫着家园，给清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最终，在公元1645年8月21日这一天，清军成功攻破了江阴城这座坚固的堡垒。在城池沦陷之后，清军展现出了极度的残暴与无情，对江阴城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屠杀。这场屠杀导致城内十万守军和平民惨遭杀害，成为历史上着名的"江阴九九之祸"。
江阴城的三位杰出领袖（史称江阴三公）：陈明遇、阎应元和冯厚敦，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被斩首示众，首级随后被清军送往南京，并高悬于城门之上，作为对其他反抗者的警告。
然而，尽管他们的生命已经消逝，但他们的忠诚和勇敢的灵魂将永远留在江阴城这片土地上。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被后世铭记和敬仰。自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江阴地区的民众始终保持着对清廷的抵制和不合作态度。他们拒绝担任清朝的官职，也不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亲自下令在江阴为阎典史修建祠堂，才使得局面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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