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公元前 2300 年至公元前 1800 年间，在这一时期，以石峁为代表的区域性政体逐渐发展壮大，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江河大海。作为黄土高原北端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最大的都邑性城址，石峁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制度性因素，如最早的马面、瓮城等防御设施，以及最早的壁画、玉器等艺术品，都成为了后世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了华夏民族的血脉之中。
大约在距今 4500 年左右，历史的舞台发生了转变，最先进的历史舞台开始转移到了晋南。
晋南地区兴起了陶寺文化，这一文化与古史中的尧舜时代相对应，也就是先秦史籍中所提及的最初的“中国”。陶寺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为后来的华夏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趣的是，陶寺遗址中晚期的考古发现表明，当地有一部分人来自外地，这或许正好印证了之前对于石峁当时人口流动的推测。
到了距今约 4000 年前，华夏大地呈现出一幅满天星斗、万邦林立的景象。各个部落和氏族纷纷崛起，形成了众多独立的政治实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面逐渐发生变化。
夏代立国后，社会格局变得月明星稀，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后世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的一片广袤平原之上，距今4500—4000年左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这里的窑洞、居址、水井及等级分明的墓葬。
更令人瞩目的是那些精美的龙盘、鼍鼓和特磬等重要礼仪器具，预示了华夏古代文明的诞生。一些学者认为，陶寺遗址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帝尧都城所在地，是最早的“中国”。
陶寺遗址究竟是不是帝尧都城所在，考古并未确定，夏先衍更是不清楚，但他深知一点，那就是陶寺遗址无疑是华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华夏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以便准确地指导民众的生产生活，而陶寺遗址恰恰证实了这一重要特征。
在位于陶寺中期大城东南部的陶寺观象台遗址，陶寺观象台形成于约4100年前，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见证了古代人类对天文学的探索和智慧。
考古工作者和天文学家复原出了观象台模拟建筑。
陶寺古观象台，它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尔山日出方位，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考古队在原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从第二个狭缝看到日出对应冬至日，第12个狭缝看到日出对应夏至日，第7个狭缝看到日出对应春、秋分。
它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是对华夏远古时期天文历法研究重要的实物例证。
天文学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二十四节气则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十四节气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开始萌芽，到了汉代开始成熟确认。在4000多年前陶寺观象台的二十个节气，是今天二十四节气的起源。
这也就是为何山西的天气，准确的来说是平阳（临汾）一代，天气状况与二十四节气的高度契合度，这里二十四节气就如同量身定做的一般。例如，在春季的惊蛰、春分等节气时，平阳地区往往会出现气温回升、万物复苏的景象；而在秋季的寒露、霜降等节气时，则会出现气温下降、草木凋零的现象。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历经了五千多年的历史，走到今天，连续不断传承下来的有一套核心思想体系，那就是以“德”为体，以经天纬地、文武之道为用，以礼制为纪。
经天纬地，照临四方——华夏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陶寺邦国的时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经天纬地’。
这里所说的“经天”，主要是指王权对天文观测、制定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以及时间管理等方面的垄断和控制。通过掌握天文知识和技术，统治者能够更好地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所谓“纬地”，即政治地理与空间规划，王权通过运用天文大地测量技术，建立起了地理五方的天下观，并利用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来执掌都城功能规划，从而建中立极，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资料。
圭表不仅可以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还能用于测量寻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标的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的1.6尺，这是4000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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