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政治上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方针，通过剥夺武将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等措施，避免了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乱象。
在经济方面，宋朝是华夏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宋代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城市兴起，贸易发达，海外贸易更是盛极一时。与此同时，宋朝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可以说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华的国家。
正是因为如此，宋朝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立国三百余年，二度倾覆，都是因为外患，是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以文制武：宋朝实行崇文抑武之策，宋廷对文人尊崇有加，却刻意抑制武人。在这种政策环境下，优秀的军人难以在朝堂立足，更遑论对军事行动施加影响。
分权制衡：在宋朝政府中，皇帝、宰相、谏官相互制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运转的不畅，甚至出现瘫痪局面。尤其是军权三分，使得政府在军情紧急之时，决策能力大打折扣。
强干弱枝：宋廷为防止军阀割据，大力推行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如此一来，州县几乎没有自卫的兵力。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宋朝在面对外患时显得较为软弱无力。特别是在与辽、西夏、金等国的战争中，屡遭挫败，最终亡于元朝。
然而，为何这样一个军事上积弱的宋朝，在临安被攻占后，朝廷流亡南方，却仍能继续抵抗元军长达 46 年之久呢？
这便不得不再次提及崇文抑武之策。宋朝对文人的尊崇可谓前所未有，故而有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之语。
宋朝通过科举制度、理学思想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极大地强化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与参政热情，促使他们形成了自觉的卫道意识。这不仅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更是树立起了民族之魂。
民族之魂的树立，使得宋朝在流亡南方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他们挺身而出，积极组织抵抗力量。这种责任感不仅仅是对朝廷的忠诚，更是对民族文化和国家命运的担当。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气歌》正是南宋末年那些抗击元朝英雄的真实写照。
夏先衍等人走下凌霄山后，便顺着灵源移动的痕迹，希望能找到灵源最终的落脚点。幸运的是，此前在调查丝绸之路上灵源迁徙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经验。
他们一路追寻着灵源的迁徙路径，最终抵达了宜宾市翠屏区长江江畔的李庄古镇。此时，由凌霄城孕育而生的灵源已然融入了李庄古镇所孕育的灵源之中。
冥冥中自有天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文化脊梁，华夏李庄，李庄在延续华夏文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里之所以用“华夏李庄”的字眼，并非仅仅是因为它位于长江的起点处，或是享有 “万里长江第一镇” 的美誉，更重要的是它拥有一段不应被湮没的历史。
1939年，自“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文发出起，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华夏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国立同济大学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迁驻李庄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在抗战时期迁驻李庄。
华夏知名专家、学者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弟周、梁思永、劳干等云集李庄达六年之久。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这部扛鼎之作就诞生在李庄。
1940年国立同济大学正式迁至李庄，当地人腾出寺庙、祠堂和大院，供同济师生上课办公，同济大学也终于结束了之前数年的漂泊状态，在这个小镇驻足六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全部迁回申城。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朝文人的铮铮骨气与高尚精神，在七百年后依旧被传承着，且会一直延续下去。
恰在此时，夏先衍的识海中，《人文经》翻开了新的篇章，演化出了一部新的修行功法，已象文治——《文治经》。
这是一部从宋朝文化中萃取其精神，创作的一部修行功法。这部功法不仅是对宋朝文化的致敬，更是对其精神内核的现代诠释。它融合了宋代文人的风雅与骨气，将传统文化与修行相结合，为后世提供了一条全新的修行之路。
看到夏先衍突然停住，然后面露喜色，李风禾猜到关于宋朝灵源主要脉络的调查结束了，这会儿应该是出结果了。
果然他冲着大家说：“这一阶段的任务完成，走去里面逛逛。”
宜宾李庄古镇，犹如一颗镶嵌在长江南岸的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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