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他高中状元后却因性格忠直得罪权臣贾似道，被贬出朝。尽管在地方表现得“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但一到帝国危难时刻，他却不畏艰难，“尽以家资为军费”。
面对虎狼之师的蒙古兵，友人劝告他说，如今元兵三路直逼临安，而你却带着一万多人的乌合之众去以卵击石，这跟赶着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
文天祥说，我又何尝不知，但国家危难，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却“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他散尽家财募兵，日夜忧愁奔赴临安。在江苏虞桥，他临时组织的毫无作战经验的勤王义军，被凶悍且久经战阵的元兵屠戮殆尽，他不得不率领残兵退保余杭。
然而，在临安城外，文天祥却被拒绝入城。宰相陈宜中等人指责文天祥的勤王之举是“猖狂”和“儿戏”，因为在更多的文官看来，文天祥越忠诚，就越衬托出他们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一直到当年十一月，蒙古兵已将临安城团团包围之时，文天祥才被允许进入临安城。
帝国已无人可用，德佑二年（1276），文天祥被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任命为临安知府，协助拱卫京师。当时，元朝大军已逼近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敌兵的震慑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然后，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
临安城内的凤凰山皇城中，此时几乎无人来朝，只有憨直的状元知府文天祥，和少数一些官员还毕恭毕敬伺立在老迈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以及5岁的宋恭帝赵?左右。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
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他们曾经寄予厚望的权贵高官一个个仓惶逃命，而那几个他们压根不当回事的低级官员，却始终坚守岗位，甚至不惜远道千里勤王。
当初共富贵的人，都跑了。剩下他们曾经看不入眼的人，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宋朝养士三百年，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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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画像。图源：网络
宋代以前，中华帝国通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选拔人才。尽管隋唐开始有了科举，但是由于人才选拔规模太小，加上多为贵族阶层垄断，所以未能通过科举制培育出广大的士人群体。因此，从根本上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兴衰，更多是贵族间的斗争，而与士人群体无关。
但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规模的急剧扩大，平民阶层开始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参与朝政。北宋末期，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已经达到10万多人，而到了南宋时期的12世纪后期，尽管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还是扩大到了40多万人。
通过“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制度流动，平民阶层可以实现阶层上升，也因此，士人群体对于国家兴亡的担当意识开始加强，以至于他们敢在皇帝面前公开阐述皇权必须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后世强调皇权独尊的明清时代，宋人的集体自信是不可想象的。陆游曾经回忆说，南宋初年的绍兴年间，那时他还是孩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
陆游的父亲陆宰曾担任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等官职。虽然只是一位中下级官僚，但陆宰与同僚们对时事和国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提及抗金大业时“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这种情感深深影响了陆游等后辈士人。可以说，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士人已经开始践行这种理念。
如今，文天祥在危难之际被任命为宰相，他对于家国天下，更是承担着发自肺腑的崇高责任。
他主张依托临安城中的几万残兵和数十万百姓支持，与元兵进行攻守决战，然而，谢太后束手无策，更多的文官仍然梦想着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在得到更多的岁币和纳贡后退兵回朝。
妇人小儿无力挽救赵宋天下，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元军统帅伯颜，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缩，坚持抗争辩论。伯颜怒了——在他看来，一位即将亡国的南宋宰相，竟敢当面顶撞他，于是下令将文天祥拘押锁拷起来。
文天祥公开怒斥伯颜并被拘押的这一天，是德佑二年（1276）正月二十四日。大约十天后，二月初五日，南宋朝廷在临安向元军投降。
在此之前，谢太后命令陆秀夫等人秘密护送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7岁的赵昰和5岁的赵昺，出走福州。临安之降三个月后，陆秀夫和赶来护驾的张世杰一起，在福州拥立赵昰登基，是为宋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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