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坐了二十来个人，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穿着T恤或衬衫，有的还戴着太阳镜。台上坐着几个从京城来的专家，头发花白，表情严肃，面前摊着笔记本和搪瓷缸。
座谈会的主题是“特区精神与思想解放”。
主持人开场白说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来发言，说特区要发展，不能光讲口号，要讲制度、讲法治。专家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另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特区的问题不是思想不够解放，而是思想太解放了，走私、行贿、投机倒把，这些都是思想解放的副产品。
专家又点头，这回点得更深了。
赵振国坐在角落里，手里转着笔，觉得这会是标准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直到第三个发言的人站起来。
那人二十七八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整个人往那儿一站，腰板挺得笔直。
他说话带着明显的广东腔，“我不同意前面两位老师的看法。蛇口的问题，既不是制度不够，也不是思想太解放。蛇口的问题是，官不官、商不商。我们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到底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都干不成。”
会议室的空气突然凝固了，几个专家交换了一下眼神，那眼神里什么都有。
赵振国手里的笔停了。他注意到，台上有个头发花白的老专家皱起了眉头，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
“这位同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专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重量，“蛇口的领导干部，当然是党的干部。这是原则问题。”
穿牛仔夹克的年轻人不慌不忙。他甚至连姿势都没变，还是那样直直地站着：
“我说的不是政治身份。我说的是工作方式。一个干部，如果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开会、看文件，那他就不适合搞特区。特区需要的是能跑市场、能谈生意、能签合同的人。这种人，不能拿行政考核那一套来要求他。”
老专家的脸色沉了下来，搪瓷缸往桌上一顿，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你这是要搞特殊化？”
“我不是要搞特殊化。”年轻人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像是在说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特区有特区的规律。用内地的尺子来量特区，量不准。”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赵振国脑子里翻涌着那些模糊的记忆碎片——这场座谈会在前世的历史上是有名的，“蛇口风波”。
几个年轻人跟京城来的专家发生了激烈争论，后来被写进了内参，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但他很快把注意力拉回到眼前，那个穿牛仔夹克的年轻人身上。
座谈会结束后，赵振国主动找到他，递了根烟。
“李科长，刚才你说的那段，我听着很过瘾。”
李海接过烟，打量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你是哪儿的？”
“京城的，机关里混的。”赵振国笑了笑，刻意把自己的身份说得轻描淡写。
“京城来的？”李海也笑了，笑里带着点南方人对北方官僚特有的那种揶揄，“你们京城人最喜欢讲规矩。”
赵振国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烟，自己也点了一根，吸了一口，才慢悠悠地说：
“李科长，规矩要讲，但特区确实不能跟内地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你说的那些问题，不是靠开会能解决的？”
李海吸了口烟，眯着眼睛看他：“什么意思？”
“意思是如果官不是官、商不是商，那不如让商来做商的事，官来做官的事。分开来，就清楚了。”
这句话说得很轻，轻得像一阵风。但李海手里的烟顿了一下。
沉默了几秒。会议室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保洁阿姨在弯腰收拾地上的纸杯。
李海忽然说了一句让赵振国心里一紧的话：“你这是要走资路？”
赵振国也吸了口烟，笑容很松弛：“李科长，蛇口不就是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吗？”
两人对视了一眼。李海的目光里多了一点东西，不是认同，不是警惕，而是一种“我在观察你”的审慎。
都没有再说什么。但赵振国知道，这个人，他记下了。
从蛇口回到京城的火车上，赵振国靠在硬座车厢的窗边，看着南方的田野一片片往后退。
稻田、鱼塘、简易厂房，还有那些在路边摆摊卖电子表、折叠伞的年轻人。
他想起李海最后那个眼神，心里盘算着，这个人或许以后用得上。
——
七月的京城，物价像脱缰的野马。
赵振国去菜市场买猪肉，前一天还是一块八一斤，第二天就涨到了两块二。卖肉的举着刀，一脸横肉：“爱买不买，明天还涨。”
他买了两斤五花肉，拎着网兜往回走。路过百货大楼的时候，看见门口排着长队，从台阶上一直排到马路边上，蜿蜿蜒蜒像条蛇。人们脸上带着一种共同的焦躁，那种“再不买就买不到了”的恐慌。有人踮着脚往前看，有人怀里已经抱了好几样东西——暖水瓶、搪瓷盆、布料——恨不得把百货大楼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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