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三年，我和周涛活成了合租的陌生人。
厨房水槽里堆着昨天的碗盘，客厅沙发上散落着他的衬衫和袜子，而卧室的梳妆台，早已被一层薄薄的灰尘覆盖。这不是因为我懒，而是因为我早已放弃在这个所谓的“家”里扮演任何角色。
“田颖，门口的垃圾带一下。”周涛一边刷着牙，一边从浴室探出头来，口齿不清地说。
我看都没看他，径直走到玄关处换上高跟鞋。早晨七点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划出一道明亮的光痕。我盯着那些在光线中飞舞的尘埃粒子，突然感到一阵窒息。
“我上班了。”我抓起包，简短地吐出四个字，没等他回应就关上了门。
电梯里，我望着镜面中那个三十岁女人的脸——妆容精致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三年婚姻，把曾经对爱情充满憧憬的田颖变成了一个对家务视而不见、对丈夫冷若冰霜的行尸走肉。
公司里，我是一名普通的管理人员。办公桌前，我熟练地处理着各种文件报表，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只有卫生间的隔间里，我才允许自己偶尔发呆，思考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周涛不是坏人，正因如此，我才更加痛苦。他按部就班地履行着丈夫的责任——按时回家，工资上交，纪念日送花。可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谁也不愿意先迈出一步去跨越。
“田姐，这份报表您看一下。”新来的实习生小杨怯生生地递过来一份文件。
我迅速浏览了一遍，指出几个错误。看着她慌张道歉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三年前的自己——也是这般小心翼翼，生怕在工作中出错。那时我刚和周涛结婚不久，满心以为婚姻是爱情的延续，而非坟墓。
“没关系，下次注意。”我缓和了语气，看着她如释重负地离开。
下班回家，推开门，一股外卖的味道扑面而来。周涛坐在餐桌前，面前是两份已经打开的餐盒。
“今天加班，就随便买了点。”他解释道，眼睛始终没离开手机屏幕。
我默默坐下，拿起筷子。饭桌上一片寂静，只有咀嚼食物和偶尔手机提示音的声音。这种寂静不像安宁，而像一种无声的控诉。
“我妈今天又来电话了。”周涛突然开口，“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筷子停顿了一下，随即恢复常态：“现在工作正处于上升期，再等等吧。”
这是我一贯的托词，周涛也心照不宣地不再追问。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半年没有性生活了。同床异梦这个词，用来形容我们再合适不过。
周末，我照常加班回家，却发现周涛罕见地早早坐在沙发上，面色凝重。茶几上摆着一本熟悉的墨绿色笔记本——那是我藏在家中最旧的那罐白糖下面的日记本。
我的心脏骤然停止了一拍。
“这是什么，田颖？”周涛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却带着山雨欲来的压迫感。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三年了，我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把它藏在永远不会有人触碰的旧糖罐里。周涛从不下厨，更不可能去动用那罐结块的白糖。
“你翻我的东西？”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带着防御性的尖锐。
“我找糖煮咖啡，糖罐打翻了。”周涛简短地解释，目光死死锁定在我脸上，“所以，这三年，你不做家务，不碰我，是因为你根本不爱我？你嫁给我，只是为了忘记一个叫林峰的男人？”
日记里记载了我婚前疯狂爱恋林峰的全部心情，以及嫁给周涛的真正原因——在我最深爱林峰的时候，发现他早已有家室。我选择退出，然后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迅速接受了周涛的求婚。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无力地辩解。
“那是什么样？”周涛猛地站起来，日记本摔在茶几上，“你写道‘也许嫁给周涛，就能忘记林峰带来的痛苦’，这算什么？我是你疗伤的工具吗？”
我站在原地，手指冰凉。三年来建立的防线在那一刻土崩瓦解。
“我们需要谈谈。”周涛最终说，声音里透着前所未有的疲惫。
那晚，我们进行了三年来第一次真正的长谈。我向他坦白了一切——如何认识林峰，如何不知情地成为第三者，如何发现真相后选择退出，又如何因为害怕再次受伤而始终与他保持距离。
周涛沉默地听着，偶尔问一两个问题。最后他说：“我需要时间消化这一切。”
第二天，他搬去了客房。我们开始了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分房而居的生活。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从分居两周后开始的。一天晚上，我回家发现周涛竟然在厨房做饭。
“公司聚餐取消了。”他简短地解释，然后出乎意料地问，“要一起吃吗？我做了西红柿鸡蛋面。”
那顿晚餐，我们没多说话，但气氛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饭后，我主动洗了碗——这是三年来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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