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颖，是这座城市里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做着不咸不淡的管理工作，每天处理着无穷尽的报表和邮件，维系着表面客气实则疏离的同事关系。我的生活，就像我办公桌上那盆绿萝，看似生机勃勃，实则只要几天忘记浇水，边缘就会悄无声息地泛起焦黄。
中秋节的前一天，我请了年假，驱车数百公里，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槐树庄。车窗外，熟悉的田野气息混杂着泥土和成熟庄稼的味道扑面而来，本该让我感到放松，但我的胸口却像压着一块巨石，越靠近村口，呼吸越是滞涩。
村里变化很大，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不少老房子都翻新成了气派的小楼。我家也不例外，几年前我和丈夫李强生意还算顺遂时，出钱帮父母盖起了村里数一数二的二层小楼。红砖碧瓦，气派非凡。每次回来，父亲田老实总爱背着手，在村里溜达，享受着老伙计们羡慕的目光和恭维：“老田，享闺女福咯！”“颖丫头真有出息，在大城市住大楼房，开小轿车！”
是的，在槐树庄所有亲戚邻居眼里，我田颖就是“出息”的代名词。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嫁了个能干的丈夫李强，一起做生意，早早买了房和车，孩子也争气，成绩不错。我是父亲的骄傲，是母亲在村里婆娘们中间挺直腰杆的资本，是弟弟田小勇可以偶尔向外人吹嘘的“我姐在省城混得可好了”。
可这光鲜亮丽的壳子下面，是怎样的一地鸡毛，只有我自己知道。
车停在家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树影婆娑，树皮皴裂，像极了父亲饱经风霜的脸。母亲系着围裙，笑盈盈地迎出来，接过我手里大包小包的礼品，嘴里埋怨着：“又乱花钱，家里啥都不缺。”父亲则坐在院里的马扎上，手里卷着旱烟，只是抬了抬眼，嘴角微微上扬，算是打过了招呼。他那张被日光晒成古铜色的脸上，皱纹里都似乎刻着“满意”二字。弟弟小勇和他媳妇也从屋里出来，寒暄着，帮忙拿东西。小勇的眼神有些闪烁，不如以往活络，他媳妇则一如既往地挂着略显局促的笑容。
一切都和往常的节日回家一样，热闹，客气，带着一种程式化的亲切。
晚饭异常丰盛。母亲使出了浑身解数，鸡鸭鱼肉摆满了八仙桌。圆月像一枚巨大的银币，镶嵌在墨蓝色的天幕上，清辉透过窗户洒进来，与屋里温暖的灯光交融。桌上，父亲照例开了瓶好酒，给我和小勇都倒上了一点。他抿了一口酒，咂咂嘴，开始重复他那些我早已能背下来的“丰功伟绩”：“今儿个碰见村东头老张，又问起你咧。我说我闺女啊，忙！生意上的事，管着好些人呢！那两套房子，地段都好得很……”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得意。
母亲在一旁附和着，不停地给我夹菜：“颖啊，多吃点，看你又瘦了。李强和孩子咋没一起回来？生意太忙了？”
“嗯，他……走不开。孩子要上补习班。”我含糊地应着，嘴里的红烧肉忽然变得味同嚼蜡。李强不是忙，我们已经在冰冷的沉默中僵持了快一个月了。所谓的生意，早已是勉强维持，表面的风光全靠借贷和硬撑。那两套房子，一套租出去租金勉强覆盖另一套的贷款，压力大得我时常在深夜惊醒。我们之间，早已没了温情，只剩下无休止的争吵、埋怨和令人窒息的冷漠。离婚的念头，像藤蔓一样，在我心里疯狂滋长，缠绕得我几乎透不过气。
我看着眼前父母满足的脸庞，听着他们对我“幸福生活”的想象和赞美，那些堵在喉咙口的话，像滚烫的岩浆，灼烧着我的理智。我知道，打破这份他们精心维护的“圆满”是残忍的。可是，我快要装不下去了。这个中秋，这个团圆夜，我不想再戴着假面生活。
饭桌上，话题从我的“风光”渐渐扯到了村里。父亲说起村西头老李家的闺女，因为男人家暴离了婚，带着孩子灰溜溜地回了娘家，成了全村的笑柄。“啧啧，真是丢人现眼啊，”父亲摇摇头，“女人家，还是要以家庭为重，忍一忍，啥坎过不去？”母亲也叹气：“就是，苦了孩子哟。小勇，你姐可就争气了，你得多学着点。”
弟弟田小勇闷头嗯了一声，快速扒了几口饭。我瞥见他媳妇在桌下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眼神复杂。
那一刻，我积压了数年的委屈、疲惫和绝望，冲垮了最后一道堤防。我放下筷子，声音不大，却让整个饭桌瞬间安静下来，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爸，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微微颤抖，“其实……我过得一点都不好。”
月光静静地照在我的手背上，冰凉。我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我很压抑，每一天都很累。我和李强……我们早就没感情了，天天吵架。生意也不好，房子欠着好多债……我……我想离婚。”
死一样的寂静。
我甚至能听到窗外秋虫的鸣叫。我不敢抬头看他们的表情，只是死死地盯着碗里那块没动过的鱼肉，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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