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通电话来得毫无征兆，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击碎了我按部就班的世界。当时我正在核对这个季度的报表，办公室里只有键盘敲击和空调低鸣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打印墨粉混合的、令人安心又麻木的气息。手机屏幕上闪烁的名字是“妈”，我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心想她大概又是来问我晚上想喝排骨汤还是鸡汤这类甜蜜的琐碎。
然而，听筒里传来的，却不是母亲惯常那种带着些许疲惫却总是温软的嗓音，而是一种被极大的惊恐和屈辱挤压变调的、破碎的呜咽，间杂着剧烈的、几乎要喘不上气的抽泣。
“小颖……他们、他们把我……把我赶出来了……东西……全扔街上了……门锁了……” 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带着寒冬腊月的冰碴子，狠狠扎进我的耳朵里。
我猛地从工位上站起来，椅子腿和地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引得旁边几个同事投来诧异的目光。可我顾不上了，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四肢冰凉。
“妈？！你说清楚！谁？谁把你赶出来了？你在哪儿？”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颤抖得厉害，手心里瞬间沁满了冷汗。报表上的数字在我眼前模糊、旋转，变成一团毫无意义的乱码。
“是……是志强和他的姐姐们……”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背景音是嘈杂的车流和风声，她像一片被狂风撕扯的落叶，飘零在陌生的街头，“你继父刚走……还没过‘头七’啊……他们就把我的衣服、东西……全都扔到大门外……把锁换了……我……我回不去了……”
志强。李志强。我继父李大山和他前妻生的儿子，我名义上的“哥哥”。一股混杂着愤怒、荒谬和冰冷寒意的浪潮将我淹没。我几乎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在我称之为“家”了二十多年的那个小院门口，母亲那些颜色朴素、洗得发白的衣物，她视若珍宝的、继父当年送的一条羊毛围巾，还有她偷偷给我女儿织到一半的小毛衣，像一堆肮脏的垃圾，被粗暴地丢弃在尘土飞扬的街边。而那扇熟悉的、漆皮有些剥落的暗红色铁门，此刻一定挂着一把崭新、冰冷、泛着金属寒光的锁头，将母亲和她二十多年的付出，彻底隔绝在外。
“妈，你别动！就在原地等着！告诉我具体位置！我马上请假回来！”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抓起包和车钥匙，甚至来不及跟主管打声招呼，就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冲出了办公室。城市的车水马龙在我眼前化成一片流动的光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小镇，回到我受辱的母亲身边！
我叫田颖，三十五岁，是这家大型企业里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管理人员。每天面对着电脑、报表、会议和永远也处理不完的邮件，生活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谈不上多好，也谈不上多坏。母亲和继父生活在离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清水镇。继父李大山半个月前因肝癌去世了，从确诊到离世，快得让人措手不及。母亲全程衣不解带地伺候，人都瘦脱了相。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回去奔丧，看着继父那边几个儿女——李志强、李秀娟、李秀玲——虽然脸上有悲戚，但办事时那种精明的、划分界限的眼神，让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我想着，毕竟二十多年的夫妻了，母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不至于太过分。没想到，人心之恶，竟能凉薄至此！继父尸骨未寒啊！
一路上，我把车开得几乎要飞起来。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过关于母亲、继父以及那个家的无数片段。
母亲嫁给继父李大山时，我刚上初中。我的生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因病去世，记忆早已模糊。母亲一个人拉扯我，日子过得艰难。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带着三个半大孩子的李大山。李大山是个沉默寡言的木匠，手艺不错，人看着也老实。母亲图他是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人，不顾外人议论“给人当后妈不容易”，还是嫁了过去。
清水镇是个不大的地方，一条主街，几家店铺，街坊邻居都熟识。刚开始，日子确实不易。李志强那时正是叛逆的少年，没少给母亲脸色看，偷偷藏起母亲的鞋子，或者在她做的饭菜里撒一大把盐。李秀娟和李秀玲两个女孩，表面客气，眼神里却总带着疏离和审视。母亲都默默忍了下来。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大家子的早饭，伺候继父吃完去上工，然后打发几个孩子上学，自己再去镇上的手套加工厂做计件工。晚上回来，又是做饭、洗衣、收拾，伺候老的，照顾小的。
她对待继父的三个孩子，甚至比对我这个亲生女儿还要小心翼翼。有什么好吃的，紧着他们先吃；做新衣服，先紧着他们。她常说：“小颖，你是妈亲生的，受点委屈没啥。他们没了亲妈，咱得多疼着点。”
继父李大山，是个典型的中式男人，不善表达，甚至有些懦弱。他知道母亲辛苦，偶尔会偷偷塞给母亲一点零花钱，或者在我受委屈时，笨拙地摸摸我的头。但他始终无法真正调和妻子与前妻子女之间的矛盾，多数时候选择沉默，或者和稀泥。印象最深的一次，李志强诬陷我偷了他的钢笔，继父明明知道不是我，却只是呵斥了志强几句，然后对母亲说：“孩子间打闹，别太当真。”母亲当时眼圈就红了，但什么都没说，只是晚上偷偷在我枕头下塞了一支新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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