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梦见了那个场景。盘子碎裂的声音像鞭炮一样炸开，热汤和菜肴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线，婆婆的脸在蒸汽中扭曲变形，而我自己站在桌旁，双手颤抖，仿佛刚才掀翻桌子的不是我，而是某个附身的恶灵。
惊醒时，凌晨四点的闹钟还没响。黑暗中只有空调运转的微弱声响和我急促的呼吸。我摸索着拿起床头的手机，屏幕的冷光照亮了我手腕上还未完全消退的淤青。
今天是出院后第一天复工。我小心翼翼地起身，生怕惊醒身旁熟睡的丈夫陈浩。但他那边是空的，冰冷的枕头暗示着他昨晚可能根本没回卧室睡。
镜子里的女人脸色苍白，眼下两团青黑。我轻轻撩起睡衣袖子，胳膊上的淤痕已经由紫转黄，像一幅抽象的水墨画，记录着十一天前那场闹剧。热水冲刷过身体时，我闭上眼睛，任由水声淹没回忆。
“田颖，这么早？”门卫张师傅惊讶地看着我刷卡进门。
我勉强笑了笑：“睡不着，就早点来了。”
清晨六点的办公楼空无一人，走廊里只有我高跟鞋的回声。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我打开电脑，屏幕亮起的光芒映照着我疲惫的脸。部门副经理——这个我奋斗八年才得到的位置，差一点就因为那场冲动而失去。
“哟，这么积极？”办公室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李姐端着咖啡杯站在那里，眼神里既有同情又有好奇。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公司里没有人知道我家发生的闹剧，我只请了十天年假，理由是“家庭紧急事务”。在这个二百人的中型企业里，流言蜚语传播的速度比邮件还快。
“住院期间落下的工作太多了。”我轻描淡写地回答，低头整理文件。
李姐走近几步，压低声音：“听说你把婆家的饭桌掀了？”
我手中的笔差点掉落。果然，没有不透风的墙。
“谁说的？”我努力保持平静。
“我表妹在二院工作，说看见你被送来急诊。”李姐的眼中闪烁着不容我逃避的光芒，“田颖，到底怎么回事？你这种性格的人，怎么会...”
怎么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她想这么说。是啊，在大家眼中，三十三岁的田颖是公司最沉稳的副经理，处事圆滑，从不与人红脸。这样的我，怎么会当着客人的面掀了婆家的饭桌？
“那天我状态不对。”我简短地回答，希望她能识趣地不再追问。
李姐叹了口气，终于走开了。我长舒一口气，打开邮箱，三百多封未读邮件像山一样压来。正常，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不管你的私人生活多么崩塌，工作永远不会停止它的 demands。
处理邮件的间隙，我的思绪飘回了那个改变一切的周末。
陈家沟，我丈夫出生长大的小山村，位于省城两百多公里外。每次跟陈浩回去，我都能感受到村民们看我的目光——那种混合着羡慕与排斥的眼神。城里来的媳妇，大学毕业，公司白领。我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城里姑娘娇气”“看不上我们这穷山沟”。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努力融入，真的。我学做当地的特色菜，记住每个亲戚的生日和喜好，甚至自掏腰包为村里修了那条水泥路。可无论我怎么努力，在公婆和乡亲眼中，我始终是个外人。
那天是公公的六十大寿。陈家沟有个传统，六十大寿要办得风风光光，宴请全村。从半个月前，婆婆就天天打电话来，事无巨细地安排菜单、座位、仪式。
“小颖啊，这次请的可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村长、支书都会来，你可不能给咱家丢脸。”婆婆在电话里反复叮嘱。
我提前两天就请假回了陈家沟，帮着打扫卫生、准备食材。寿宴当天，我从清晨五点就开始在厨房忙碌，切菜、炖肉、蒸鱼。七月的天气闷热难耐，厨房像蒸笼一样，我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城里人就是娇气。”我切菜时听见二婶在院子里低声对婆婆说，“看她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哪比得上咱村姑娘能干。”
我握刀的手紧了紧，但没作声。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指指点点。
下午五点，客人陆续到来。二十多口人挤在院子里，喧闹声、劝酒声、孩子的哭闹声混作一团。我穿梭在人群中端茶倒水，感受着背后审视的目光。
“浩子媳妇，听说你在城里当经理？管多少人啊？”酒过三巡，村长红着脸问。
“大概三十人左右。”我谦虚地回答。
“女人家在外面抛头露面，不如早点生个孩子实在。”村支书醉醺醺地插话，“浩子都三十五了，该有后了。”
我感觉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陈浩坐在一旁，只是憨厚地笑着，没有任何替我解围的意思。这些年来，他一直这样，在父母和乡亲面前，从不维护我。
“小颖，去厨房看看汤好了没。”婆婆吩咐道。
我如获大赦般逃离酒桌。厨房里，最后一锅鸡汤正在火上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我掀开锅盖，蒸汽扑面而来，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种想把整锅汤掀翻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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