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窗外的梧桐叶子，又黄了一层。这是我数着的，第十个秋天了。
阳光斜斜地打进来，在光洁的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安静的光斑。空气里有消毒水淡淡的味道，混合着窗外飘来的、若有若无的桂花香。这味道十年如一日，提醒着我，我的世界，从三十二岁到四十二岁，就被固定在了这间卧室，这张床上。
我叫田颖，曾经是宏达公司里一个忙得脚不沾风的小管理，手下管着十来号人，每天开会、报表、考核，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而现在，我最大的“业绩”，是能自己用特制的勺子，颤巍巍地吃完一顿饭，而不把米粒撒得到处都是。
身后传来熟悉的、刻意放轻的脚步声。是陈浩，我的丈夫。他端着一盆温水走进来，水温总是调得恰到好处。十年了，他从一个挺拔俊朗、带着几分文艺青年气质的男人，变成了眼前这个鬓角染霜、眉宇间刻着疲惫的中年人。他的动作依旧轻柔，掀开薄被，用温热的毛巾仔细地擦拭我的双腿。那双腿，苍白，纤细，毫无生气，像两条不属于我的、冰冷的石膏模型。
“今天天气真好，桂花都开了。”他一边擦拭，一边用那种我听了十年的、温和的语调说着，“下午推你出去晒晒太阳？”
我没吭声，只是偏头看着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是刚搬进这个贷款买的二手房时，我们一起种下的。那时他说，等桂花开了，满院子都是香的，我们在树下喝茶。谁能想到，树一年年长大，花香一年年浓郁，我却再也无法走到树下。
那场车祸，像一把生锈的钝刀，生生切断了我的生活，也切断了我们之间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公司组织的年度旅游，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失控侧翻。我是为数不多的重伤者之一，胸椎以下永久性瘫痪。从医院醒来，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的天塌了。哭过，闹过，歇斯底里过，觉得活着只剩下屈辱和拖累。
是陈浩，他握着我冰冷的手，眼睛通红，声音嘶哑却无比坚定：“田颖，别怕，有我呢。这辈子，我到哪儿都带着你。”
就是这句话，像黑暗里唯一的光，支撑着我熬过了最初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我信了。我把自己，连同后半生的重量，都压在了这句承诺上。
2.
十年。
三千六百多个日夜。说起来轻飘飘的几个字，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每一分每一秒是如何具体而微地碾过。
陈浩辞了工作。他原本是个颇有天赋的建筑设计师，办公室里堆满了模型和草图，梦想着有一天能设计出地标性的建筑。现在，他的世界只剩下我，和这个几十平米的家。他的生活轨迹变成了简单的循环：照顾我起居、按摩、复健、做饭、清理、深夜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上，对着电视发呆。
我见过他偷偷翻看以前的相册，手指摩挲着那些在项目竣工现场、在各地考察时意气风发的照片，眼神里有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我也曾在深夜，听到卫生间里传来极力压抑的、水龙头流水声也盖不住的呜咽。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我知道，他的梦想、他的才华、他本该广阔的人生，都被我这具沉重的躯壳，牢牢地锁在了这方寸之地。
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了。起初，他还会兴致勃勃地跟我讲外面的新闻，单位老同事的动向，谁升职了，谁创业了，谁家孩子考上了名校。后来，渐渐变成了“今天想吃什么？”“喝水吗？”“要不要翻身？”这样的功能性对话。
而我，也从最初满怀感激和愧疚的倾听，变得沉默和敏感。我害怕看到他眼神里偶尔闪过的疲惫和空洞，那比直接的抱怨更让我恐慌。我开始觉得，他对我的好，是一种习惯，一种责任，甚至……一种沉重的负担。那句“到哪儿都带着你”的誓言，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似乎也褪了色，变成了冰冷的枷锁，锁着他，也锁着我。
我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就能点燃我的怒火。我会因为他汤做得咸了一点而摔了勺子，会因为按摩时力道稍重而尖声斥责。我用这种丑陋的方式，试探着他的底线，仿佛只有在他一如既往的忍耐和包容里，我才能确认，他还没有离开，他还在乎。
每次发泄完，看到他默默收拾残局、一言不发的背影，我的心又会被巨大的悔恨吞噬。我抓住他的衣角，像抓住救命稻草，哭着道歉：“对不起，陈浩，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我只是太难过了……”
他总是转过身，擦掉我的眼泪，挤出一个笑容：“没事，我知道。是我没做好。”
可我看得出来，他眼里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我们之间，隔着一层越来越厚的、名为“恩情”和“愧疚”的玻璃墙，看得见彼此，却再也感受不到温度。
3.
改变，是从我大姐田芳的到来开始的。
田芳比我大五岁，是我们老家田家屯有名的“能干人”，也带着村里人特有的那种精明和现实。她隔段时间会来看看我，每次来，都像一阵风，带着一股子咋咋呼呼的热闹，也带着外面世界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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