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以为，这不过是个老男人独自拉扯孩子的普通故事。
直到她在葬礼上看见那张黑白照片——
女人笑得和昨天新来的实习生一模一样。
而老林手机里不断收到的短信提示音，
正显示着同一个备注名：“任务进度80%”。
我们办公室在十七楼，朝西。下午四点左右，太阳斜进来，能把灰尘照成翻飞的金屑，也能把老林花白的头发，染上一种不真实的、枯草般的颜色。他总是坐在最靠里、最避光那个角落，像墙纸的一部分，沉默，斑驳，几乎没有存在感。我来公司三年，和他说过的话，加起来大概不超过二十句。无非是“林师傅，麻烦您签收一下”，“林师傅，这份文件放您桌上了”，得到的回应永远是含糊的“嗯”或者一个迟缓的点头。他的办公桌收拾得异样整齐，整齐到近乎刻板，除了必要的文具和文件夹，唯一算得上个人物品的，是一个边缘磨得发亮的黑色保温杯，和一张永远反扣着的相框。
关于他的事，我是陆陆续续从不同的人那里，像拼图一样捡来的碎片。他们说，老林年轻那会儿，妻子就没了，是什么急病，突然就撒手走了，留下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和一个还在襁褓里的女儿。他再没找过别人，一个人，白天黑夜地捱，既当爹又当妈，硬是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他在这公司干了怕有三十年了，守着仓库，后来调到后勤，管些杂七杂八的物料。最让人咋舌的是，为了多挣点夜班补贴，他主动申请，连续上了八年夜班，一年到头，除了春节不得不休的那一两天，全年无休。人们说起这个，语气里半是敬佩，半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咂舌——“何苦呢？”
是啊，何苦呢？我有时偷偷打量他佝偻着背、默默整理表格的背影，心里也浮起同样的疑问。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像一口深井，黑暗，沉闷，回声单调，只有自己知道底下有多冷。但他似乎毫无怨言，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旧机器，只是运转，磨损，发出低沉的嗡嗡声。直到去年，办公室里偶尔能听见他压低声音接电话，脸上是极力掩饰却依旧漏出来的、生疏的笑意。零星的字眼飘过来：“婚礼……酒店定了就好……你们喜欢就行……钱够，爸有。”然后，他儿子结婚了。又过了大半年，他女儿也出嫁了。嫁女儿那天，他破天荒请了一天假，回来时，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一根主心骨，背更驼了，但眼神里，有种奇异的、虚脱般的轻松。
那天下午，他又在接电话，大概是亲家那边打来的，关于回门礼的一些琐事。他唯唯诺诺地应着，挂了电话，坐在那里，对着窗外发了很久的呆。太阳正烈，把他脸上深刻的皱纹照得沟壑分明。坐他斜对面的财务张姐，是个热肠子，扯着嗓门问：“老林，这下可算熬出头了吧？孩子们都成家了，你也该歇歇，享享清福了！”
老林像是被从很远的地方叫醒，慢吞吞地转过头，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挤出一个近乎模糊的笑。他声音沙哑，一字一句，说得很慢，却清晰得让办公室里原本的嘈杂都为之一静：
“嗯……任务，算是完成百分之八十了吧。”
“百分之八十？”张姐好奇地追问，“剩下那百分之二十是啥？带孙子？”
老林没回答，只是又缓缓扭过头，看向窗外。他的手，无意识地摸索着那个反扣的相框边缘，指节用力到发白。那一刻，我莫名觉得，那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比之前那漫长的、沉重的百分之八十，更让他感到一种无措的沉重。
几天后，公司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消息来源据说是跟老林多年邻居的另一个部门同事。说老林在打听墓地，要给他那去世二十多年的妻子，立一块碑。很普通的碑，但他要求刻上“爱妻”两个字，还有妻子的生卒年月。“都这么多年了……”传话的人感叹，“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他说“百分之八十”时的神情。原来，这就是那最后的百分之二十。给他那段被苦难填满的过往，给他记忆里早已模糊的女人，一个石质的、确凿的句点。我心里那点模糊的感慨，变得具体了些，却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好像窥见了一口深井底部，并非完全枯竭，或许还有一点冰冷固执的湿意。
日子照常过。老林依旧像角落里一道影子。直到那个沉闷的、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的星期四下午。
部门突然接到通知，公司一位资深员工因病去世，号召大家去殡仪馆参加告别仪式。去世的是楼上技术部的一位老师傅，姓周，比老林还早来几年，人缘不错。这种场合，虽说大多只是走个过场，表示一下对老同事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但去的人也不少。我和几个同事约着一起，坐公司的班车过去。
殡仪馆在城东，地方大，树多，走进去就感到一股森森的凉意，和外头燥热的夏日午后像是两个世界。空气里有香烛、纸钱和消毒水混合的奇怪味道。我们循着指示牌，找到“永宁厅”。厅不大，已经站了二三十人，大多是公司的人，低低的谈话声嗡嗡地响着，透着一种刻意压制的肃穆。正前方挂着周师傅的遗像，笑容和蔼。花圈层层叠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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