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人来人往，手里那杯咖啡已经凉透了。电话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是我妈，声音里带着那种欲言又止的颤抖。
“颖啊，你周岭哥……要结婚了。”
我手里的咖啡杯晃了一下，褐色的液体溅在袖口上，留下一个难看的印子。窗玻璃映出我的脸，三十二岁，眼角有了细纹，嘴角习惯性地抿着——公司里那些年轻同事背地里叫我“田经理”，当面却总带着三分怯。他们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冷静克制的女主管，心里藏着一条旧巷子，巷子尽头站着一个少年，一站就是二十年。
“跟谁？”我的声音平静得自己都吃惊。
“就镇上老陈家的闺女，陈媛媛，你记得吧？小时候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那个，扎两个羊角辫……”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我记得周岭十七岁那年，在老槐树下对我说：“田颖，等我大学毕业，我带你去省城。”我记得他眼睛里闪着光，像夏日夜晚最亮的星子。我也记得，三年前我们在省城重逢，他已经是建筑设计院的骨干，而我，只是这家贸易公司里不上不下的中层管理。
“彩礼给了十五万。”我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你姨姥姥说，周岭他妈高兴得满镇子发喜糖，逢人就说儿子终于要娶媳妇了。”
十五万。我忽然想起公司前台林薇，上周离职的那个漂亮姑娘。她走的时候眼睛红肿，抱着纸箱的手指节发白。后来听人说，她跟谈了四年的男友分手了，因为发现对方手机里还存着前女友的照片。两个人本来连婚期都定了，彩礼八万八，婚纱照拍了，请柬印了一半。
“他还跟前女友联系呢，”林薇临走前跟我喝咖啡，苦笑着说，“田姐，你能想象吗？我怀孕八周，孕吐得胆汁都出来了，他在卫生间里给前女友发‘晚安，好梦’。”
我当时怎么安慰她的来着？我说：“及时止损是智慧。”说这话时，我手里捏着手机，屏幕上有一条三年前周岭发给我的信息，只有五个字：“颖颖，对不起。”那条信息我至今没删，也没回。
“婚礼定在下个月初六。”我妈还在说，“你回来吗？你周岭哥特意问了……”
“看公司安排吧。”我打断她，“最近项目多，不一定走得开。”
挂掉电话，我坐回办公椅，盯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报表，那些数字跳动着，模糊成一片。窗外开始下雨，雨点敲在玻璃上，吧嗒吧嗒，像极了老家乡下那种青石板路被雨打湿的声音。
我老家在云溪镇，一个地图上要找半天的小地方。镇子西头有条旧巷，巷子两边是斑驳的老墙，墙上爬着枯萎的藤蔓。周岭家就在巷子最深处，一栋两层小楼，墙皮脱落得厉害，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是真的“一起”——从穿开裆裤在泥地里打滚，到背着书包一前一后走三里地去镇小学。他比我大两岁，总是走在我前面半步，遇到水坑会回头说：“小心点，绕过来。”
十六岁那年夏天，巷口那棵老槐树开满白花，香气能飘出二里地。周岭高考结束，考上了省城的建筑大学。那天傍晚，他站在槐树下等我，白衬衫洗得发亮。
“田颖，”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有些紧，“我要去省城了。”
我知道。全镇都知道，周家出了个大学生，是整条巷子的荣耀。
“你好好念书，明年也考过来。”他说，手在裤兜里掏啊掏，掏出一支钢笔，英雄牌的，黑色笔身已经有些磨损，“这个给你。我用它考上了大学，你……你也一定能。”
我接过钢笔，笔身上还留着他的温度。
“周岭哥……”我抬头看他。夕阳从槐树枝叶间漏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他忽然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等我。”他说。
就两个字，我却记了一辈子。
第二年，我果然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报到那天，周岭来车站接我。他长高了许多，穿着牛仔裤和灰色T恤，站在出站口的人群里，像一棵挺拔的白杨。看见我，他眼睛一亮，大步走过来接过我的行李。
“长大了。”他笑着说，然后很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我的大学四年，是他研究生最忙的两年。我们像这座城市里无数普通情侣一样，在食堂一起吃饭，在图书馆一起自习，周末去看一场学生票半价的电影。他学建筑，常常熬夜画图，我就陪在他工作室，给他泡一杯浓茶。有时他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就静静地看着他的侧脸，觉得这辈子就这样，很好。
大四那年春天，我接到我妈的电话，说我爸在工地摔伤了腰，可能要瘫痪。电话里我妈的哭声像一根针，扎进我耳朵里。那天晚上，我跟周岭坐在学校操场的主席台上，夜风吹得我浑身发冷。
“我得回去。”我说，“我爸这样，我妈一个人撑不住。弟弟还在读高中……”
周岭沉默了很久。远处宿舍楼的灯光一盏盏熄灭，最后只剩下路灯昏暗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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