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颖。他们都说我是个顶没意思的女人。在恒通集团行政部一坐就是七年，像颗生了锈的螺丝钉，沉默地嵌在那张漆皮剥落了一角的办公桌后面，处理着无穷无尽的报销单和会议纪要。生活是一条望得到头的直线，连偶尔的颠簸都显得刻板。直到那个黏稠的、带着宿醉般昏黄光晕的周末傍晚，我推开娘家的门，所有的直线，在我眼前“咔嚓”一声，断了。
屋里飘着红烧肉的油香，还有一丝甜腻的奶油味儿。十一岁的表妹林巧巧坐在客厅塑料小凳上，腮帮子鼓得像只偷食的仓鼠，正专注地对付手里一块快融化的草莓蛋糕。奶油蹭在她鼻尖，她浑然不觉，眼睛里只有食物那种纯粹的快乐。我妈在厨房里剁着砧板，咚，咚，咚，响声里透着一股子烦躁。
我那姐夫陈建国，就斜倚在旧沙发扶手上，三十岁的男人，啤酒肚已有了雏形，脸上泛着一种酒足饭饱后的油光。他怀里抱着我姐二十个月大的儿子豆豆，小崽子挥舞着藕节似的胳膊，咿咿呀呀。陈建国的眼睛，却没落在儿子身上，而是绕着林巧巧打转。那眼神怎么说呢，像夏天午后晒化了的柏油路面上蒸腾起的热浪，黏糊，又有点飘忽。
“豆豆，来，”陈建国忽然开口，声音带着惯常的、哄弄孩子时那种夸张的甜腻，却莫名有点发紧，“看见小姨没？香香的小姨，去，亲小姨一口。”
林巧巧茫然地抬起头，嘴角还沾着粉红色的奶油渍，那双酷似我早逝小姑——也就是她母亲——的大眼睛里，全是不谙世事的懵懂。陈建国抱着豆豆凑过去，豆豆的小脑袋被他大手拢着，往林巧巧方向送。就在那一瞬，事情发生了。陈建国的脸，极快、又似乎极自然地，越过了自己儿子茸茸的头顶，嘴巴“啵”地一声，结结实实印在了林巧巧还带着奶油气味的侧脸上。
亲完了，他猛地向后一仰，像是自己也被这举动惊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种过于洪亮、甚至有些刺耳的“哈哈”大笑。那笑声在骤然安静的客厅里横冲直撞，撞得墙上我爹的遗像似乎都晃了晃。
“陈建国！”我姐田芳的尖叫声像把薄瓷片，从厨房门口劈过来。她手里还拎着滴水的菜薹，脸色煞白，胸口剧烈起伏，“你干嘛呢？！你神经病啊！”
陈建国的笑声像被一刀切断，噎在喉咙里。他脸上掠过一丝窘迫，但很快被一种蛮横的、试图掩饰的无所谓覆盖。“咋了？开个玩笑嘛！瞧你大惊小怪的，巧巧还是个孩子。”他嘟囔着，把豆豆往怀里搂了搂，眼神却飘向别处，不再看任何人。
林巧巧后知后觉地抬手，擦了擦被亲过的地方，那块皮肤微微泛红。她看看暴怒的田芳，又看看讪讪的陈建国，最后求助似地望向我，大眼睛里慢慢蓄起一层水光，不是哭，是一种更茫然的、受了惊的惶惑。
我的心，就在那一刻，直直地往下坠。那不是一个姨父对年幼外甥女该有的“玩笑”。那笑声里的虚张声势，那眼神里飞快闪过的、连他自己可能都没察觉的异样，还有我姐那声变了调的尖叫……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进我日复一日麻木的神经里。
那天晚上，我执意把林巧巧带回了自己租住的小公寓。她洗了澡，穿着我过于宽大的旧T恤，蜷在沙发角落，手里抱着个靠垫，很久都没说话。窗外是城市永不疲倦的灯火，映着她小小的、沉默的侧影。
“巧巧，”我递给她一杯温牛奶，尽量让声音平缓，“今天……害怕吗？”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嘴唇抿得紧紧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小声说：“颖姐，建……姨父他，以前也这样。上次，妈妈带我回去拿东西，只有他在家，他摸我的头，说……说我长得真快。”她顿了顿，声音更细了，“他的手，好烫。”
我端着杯子的手一抖，热水溅出来，烫红了虎口。原来那令人不适的黏腻感，并非偶然。它像暗处滋生的苔藓，早已悄悄蔓延。我看着林巧巧，她十一岁，身体刚刚开始抽条，眼神却还停留在童年的门廊里，对即将袭来的风雨毫无防备。她母亲，我那命苦的小姑，前年病逝了，父亲另组家庭，对她不闻不问。她现在名义上跟着我爸妈，实则像个飘零的小影子。陈建国，他算准了这孩子无人撑腰么？
我搂住她单薄的肩膀，那骨头硌得我胸口发疼。“没事了，巧巧，以后……少去那边。”我的话苍白无力。那是她亲姨家，我爸妈常去的地方，怎么“少去”？
这事我没敢立刻告诉爸妈。爸有高血压，妈的心脏也不太好，他们那一辈人，最讲究“家丑不可外扬”，最擅长“息事宁人”。我试探着跟我姐田芳提了一次，电话那头，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我知道。”她的声音疲惫得像浸透了水的棉絮，“可我能怎么办？建国他……他就是大大咧咧，没个分寸。豆豆还这么小，这个家……不能散啊。”最后几个字，带着哭腔，也带着一种让我心凉的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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