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田颖。在鑫茂实业做了七年的人力资源主管，每天经手的，是别人的入职、调岗、离职，看简历上那些或光鲜或平淡的履历，就像看一条条被规划好的、平静流淌的河。我以为生活大抵如此，直到那个闷得人喘不过气的周五下午，陈薇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
她没哭，甚至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只是把一张皱巴巴的B超单子轻轻放在我擦得锃亮的桌面上，指尖有点抖。单子上的小黑影已经看得出人形了，八个月。然后她看着我，声音干得像晒透了的沙子：“田姐，张闯外面有人了。是个学生，二十岁。”
我喉咙里像突然塞进一团滚烫的棉花，一个字也吐不出来。陈薇是我招进来的，从前台做起，勤快又灵醒，熬了五年才到行政副主管，和张闯结婚第三年。张闯是项目部那边的，我见过几次，敦实，爱笑，见谁都递烟，一副热心肠的模样。上个月部门聚餐，他还小心翼翼扶着陈薇的腰，跟大家炫耀快当爹了，那笑容，真切得让我都觉得暖和。
“你怎么……确定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飘。
陈薇扯了扯嘴角，那不算是个笑。“他手机忘家里了。微信没退。”她顿了顿，目光虚虚地落在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上，“那女孩给他转钱，备注是‘给叔叔买烟抽’。他还收了。聊天记录里，他说……说我整天就知道挺着肚子问他要钱，奶粉、尿不湿、产检，像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他说那女孩不一样，单纯，崇拜他，连奖学金都舍得给他，让他觉着自己……还是个被人尊重的男人。”
“畜生！”这个词猛地从我牙缝里挤出来，带着一股腥甜的铁锈味。我的手按在桌面上，冰凉的玻璃板下压着公司管理条例，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可哪一条管得了人心烂出的黑洞？
陈薇这时才像猛地被抽走了脊梁骨，肩膀塌下去，眼泪却迟迟疑疑，悬在眼眶要掉不掉。“田姐，我怎么办啊？孩子……孩子快生了啊。”她终于哭出来，不是嚎啕，是那种压抑的、从肺管子最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嘶嘶的，听着人心里像被钝刀子割。“我难道要去跟一个二十岁、倒贴钱的小姑娘比谁更‘懂事’、更‘不花钱’吗？我这辈子……我这辈子……”
我绕过桌子抱住她。她的肚子顶着我们之间，那个无知无觉、即将降临的小生命，此刻成了最尖锐的讽刺。我能说什么？说“为了孩子忍忍”？还是说“离了算了”？所有的大道理，在这样一个滚烫、荒谬又鲜血淋漓的现实面前，轻飘得像灰烬。
送走失魂落魄的陈薇，我瘫在椅子里，空调的冷风咝咝地吹，我却觉得浑身燥热。窗外城市楼宇森林，一格一格的亮光次第点燃，每一格窗户后面，是不是都藏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涌？我想起老家，想起村里那些女人们。
我们村口有条河，叫沫水，水急，夏天孩子们都爱去扑腾。河岸上常年坐着七奶奶，小脚，穿斜襟褂子，雪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总看着河水，一看就是半天。小时候我们调皮，冲她喊：“七奶奶，看啥哩？河里有宝贝啊？”她不恼，慢悠悠地说：“看水泡哩，一个挤一个，噗，碎了，又起来一个，热闹，也空。”
那时候不懂。后来断断续续听我妈讲，七奶奶年轻时是村里顶漂亮的女人，嫁了村里最有出息的木匠。木匠后来跟着工程队去了外地，据说在城里被一个“有文化”的女会计看上了，回来闹着要离。七奶奶没吵没闹，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在沫水边坐了一夜。第二天，木匠没走成，也没再提离，只是从此像截木头，再没活气。两人在一个屋檐下，沉默地过了几十年，直到木匠去世。送葬那天，七奶奶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葬完人，又坐到河边上去了。我妈叹着气说：“她心里那点火苗，早在那天夜里，被沫水浇熄了，连烟都没冒一丝。”
以前觉得是旧时代的老黄历。可现在想想，陈薇的眼泪，和七奶奶眼里那条流了几十年的沫水，底下淌着的，是不是同一种东西？一种被“对比”杀死的委屈。外面的女人，新鲜，主动，不要钱，甚至倒贴，于是家里那个为你生儿育女、计算柴米油盐的，就成了“负担”，成了“庸俗”，成了不懂“尊重”男人的黄脸婆。多么荒唐，又多么真实的逻辑！张闯们未必不知道妻子的付出，但那付出太具体了，具体到房贷数字、奶粉牌子、医院账单，沉甸甸地压下来，压垮了他们虚幻的、需要被仰望的“男子气概”。而外面那份轻飘飘的“崇拜”和“倒贴”，就像一剂廉价却上头的毒药，让他们眩晕，以为自己真的高人一等了。
这念头让我坐立难安。下班时，地铁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各种气味混杂。我靠着门边的栏杆，闭着眼。手机震了一下，是我妈发来的语音，点开，是她特有的大嗓门，背景音里还有鸡叫：“颖啊，这个礼拜回不回来？你表姐月华回来了，住两天，看着不太对劲，你回来瞅瞅？陪她说说话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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