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打在车窗上，碎成一片模糊的光斑。我握着方向盘，指尖冰凉。手机又在震，是妈妈第八个未接来电。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奶奶走了，葬礼定在后天，我必须回去。
必须回去。
这四个字像钉子一样楔进我喉咙里，咽不下，吐不出。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同事小雅还在跟我说她婆婆的刁钻：“上周末非要我炖四个小时的汤，我说加班没空，她转头就跟我老公哭，说我嫌弃她老了不中用了……”
我搅着冷掉的拿铁，忽然想起奶奶那双干枯的手。去年过年，她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指甲缝里还有泥土的痕迹——她到死前一周还在种菜。“颖颖啊，”她的眼睛浑浊得像蒙了灰的玻璃珠，“你妈这辈子，苦。”
苦。一个字，千斤重。
“田姐，你怎么了？”小雅凑过来，“眼睛红红的。”
我摇摇头，挤出一个笑：“没事，昨晚没睡好。”撒谎。我昨晚根本就没睡。床头柜上躺着那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金项链，在黑暗里泛着微弱的光——那是奶奶去年塞给我的，用一方洗得发白的手帕包着，层层叠叠，像包着一个不能说出口的秘密。
“我奶奶去世了。”话出口的瞬间，眼泪终于掉下来，砸进咖啡杯里，悄无声息。
小雅愣住了，手忙脚乱地找纸巾。“啊……田姐，节哀。那个，要不要我跟王总说一声，你请几天假？”
请假。对，要请假。可我怎么跟王总开口？说我那个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奶奶走了，我得回去跪在灵堂前，听一群我几乎不认识的亲戚哭嚎，听他们议论我三十岁还没结婚，听他们说“田家最有出息的孙女也不过如此”？
可我必须回去。
因为那条项链还在我包里。因为去年奶奶给我时说的那句话，像梦魇一样缠了我整整一年。
“这项链啊，”她当时的声音轻得像叹息，“本来不该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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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一路向北，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山丘。我靠着车窗，闭着眼假装睡觉，却听见隔壁座的两个女人在聊天。
“我婆婆上周也给了条项链，”年轻些的声音说，“细细的，我一看就知道是便宜货。她女儿的可是粗的，沉甸甸的。”
“都一样，”年长的声音带着洞悉世事的疲惫，“婆婆不是妈，你还指望她真把你当亲闺女？”
我攥紧了包带。细项链。粗项链。奶奶去年买了两条金项链，一粗一细，这是全家都知道的事。粗的给了大伯家的孙子——她的重长孙。细的，塞给了我。
妈妈当时脸就沉了。“妈，您这也太偏心了。”她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刀子，“建业家的是孙子，我们颖颖也是您孙女，怎么就给个细的？”
奶奶不说话，只是低着头，一遍遍摩挲着那条细项链。她手上的老年斑像枯萎的叶子，贴在嶙峋的骨节上。
大伯母赵秀云——我们私下叫她“赵漂亮”，因为她总喜欢穿红戴绿，说话嗓门大得像村口的大喇叭——这时候扭着腰走过来，脖子上那条粗项链晃得刺眼。“哎哟，淑芬啊，这话说的。妈给什么都是心意，你还挑三拣四的？颖颖一个女孩子家，要那么粗的项链干什么？细的多秀气。”
我当时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给奶奶买的营养品。那盒子突然变得千斤重，重得我胳膊发酸。我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二十五岁那年，我考上大学，是村里第一个去省城读书的女孩子。奶奶拉着我的手送到村口，往我手里塞了五百块钱——都是五块十块的零票，用橡皮筋扎着。
“颖颖，好好读书，给奶奶争气。”
可现在，争来的气，好像都成了别人嘴里的“女孩子家”。
火车咣当一声，进隧道了。黑暗瞬间吞没一切。我在黑暗里摸到包里的项链盒子，冰凉的金属边缘硌着指尖。其实我从来不爱戴首饰，总觉得碍事。可那一刻，我突然想戴上它，想看看这条“细得秀气”的项链，到底有多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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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堂设在老宅的堂屋。白幡垂下来，被风吹得簌簌响。奶奶的黑白照片挂在正中，还是我记忆里的样子——瘦，颧骨高，嘴角向下抿着，像一辈子都没真正笑过。
我跪在蒲团上，机械地往火盆里扔纸钱。火苗舔舐着黄纸的边缘，卷曲，变黑，化成灰烬。烟熏得眼睛疼，可我不敢眨眼，怕眼泪流下来，又被说成“矫情”。
“颖颖回来了？”赵秀云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回头，看见她穿着一身黑——倒是难得的素净，可脖子上那条粗金项链还是明晃晃地挂着，在白衣领的衬托下，扎眼得像在示威。她走过来，蹲下身，往火盆里扔了一沓纸钱，动作熟练得像做了千百遍。
“奶奶走得很安详，”她说，声音刻意压低了，却还是大得整个灵堂都能听见，“就是临走前一直念叨你，说我们颖颖有出息，在大城市上班，坐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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